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历史以来
1.从人到人群
无比弱小而无比强大
社会契约
追求与动力
2.历史的轨迹
大同与融合
时代与战争
普世价值体系
3.悲寂的英雄
中国历史的规律
历史的英雄
第二部分：黑暗歧途
4.哀伤的孔子
两千年前的替罪羊
本位主义的獠牙
5.恐怖平衡
历史的歧途
最危险的时代
6.末路还是传奇？
最衰弱而最关键
末路？传奇？
第三部分：光明前路
7.唯一的光明
别无他途
归亚
王道与霸道
8.民族、民权、民生
民族
民权
民生
9.大同之道
普世价值体系的构建
未来的世界格局
美好的未来
前言
尽管我在博客的诸多帖子里已经把自己的理念阐述清楚，但是这些理念十分零散。如果不加整理，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社会是个极其复杂的体系，这个体系的复杂程度也许甚至超越人类已知的任何体系。也许正因如此，哲学通常被视为最难懂的学问。所以，我想把自己的理念系统的整理成一个大贴是必要的。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人类似乎并不缺乏真知灼见，然而与历史不同的是，今天的人类面临的最大苦恼并不是苦无真知灼见，而是如何在这些堆积如山的信息中把这些真知灼见筛选出来。所以，对于自己理念的整理也是可以帮助自己理念宣传的一个好办法。
当然，把自己的理念与“真知灼见”这四个字联系在一起是有自大之嫌，但是我其实并不认为自己可能掌握究极。尽管历代以来，绝大多数哲学家都妄图构建一个究极的哲学，这也许就是人的狂妄和无知无畏吧。无法认知到自己的渺小，就无法实现自己的伟大，我一直认为我们不太可能用有限的时间把后人的工作做完——即使大体做完也是不可能的。
我所能思考的理念仅仅适用于过去、当代和不久的将来。更久远的未来，在今天看来是模糊不清的。但是，我也认为过于久远的未来，与当今的我们并无太大关联。近代东方人的思维深受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影响，因此务实是这一理念的核心。所以相比之下，西方更多的追求完美，希望自己的理念无矛盾，逻辑通畅。而东方哲学更多追求可用，希望自己的理念能够指导现实。当然，这里并未贬低东方学说或西方学说的意思，因为我同时也认为，社会哲学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经过深入之后，东西方社会哲学在指导现实和逻辑体系上都是殊途同归的。
自己的理念是否能为大家读到和接受，这实在难说，但是还是希望有人能读到和支持。因为我相信自己的理念可以得到公允，且帮助社会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
第一部分：历史以来
1.从人到人群
1.1无比弱小而无比强大
人类是一种矛盾而神奇的物种。最大的不可思议是，人类是一种无比弱小的物种，同时也是无比强大的物种。
任何单个的人，在一个蛮荒的环境中，都是最软弱无力的生物，没有猛兽的爪牙，没有鹿的角，没有马的速度，没有猴子的上树技巧，甚至没有藏身的办法。一个单个的人，在自然界中是弱者中的弱者。然而，人类这群自然界的弱者，一旦结成人群，人类又可以变成自然界中最强大的物种，可以驱使虎豹，可以开山断河，高高的立于食物链的最顶端。
这个特点大概就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起点，是一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起点。正因为单个的人类是无比弱小的，所以人类必须结群。然而，结群后的人类是无比强大的，因此没有任何物种可以成为人类的天敌，结群后的人类唯一的敌人就是另一群人类。所以，人不能不结群，不能不把自己的部分生活和命运交给同伴，因此人不能不信任他人；但是人又不能不提防另一些人，因为只有另一些人才是自己的最大潜在加害者。人的这个基本特征，让人不得不信任另一个人的同时，也不得不提防另一个人。
为什么会有莫名其妙的偏见？人为什么会歧视人？人为什么会相互残杀？人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这些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社会问题的起点，就是因为人类的无比弱小和无比强大。这是人类的所有故事的开端。
1.2 社会契约
因为人类是必须结群的物种，因此人类是借由人群发展壮大的，群居生活几乎成为人类存在的核心，而人群又是人类由智慧所结成的，所以群居的生活必然越来越复杂，进而演变成社会。
因此不禁要问，在社会中，“人”到底是什么？显然，社会意义上的“人”和自然意义上的“人”不是同一个概念。因此“人”有了两种不同的定义。首先是天然的定义，也就是生物学上的定义：“人是灵长目人科的动物”。但是这个定义无法体现“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因此“人”在社会中还必须有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定义：“人是固有人权的集合和拥有者”。“固有人权”指的是社会中的权利的一种最基本状态，通常可以用“自由”来阐述，比如美国罗斯福总统就曾今说过，人有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痛苦和免于饥寒的自由”。当然，这还不是“固有人权”的全部，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固有人权”。
然而，“固有人权”并是非在人类某个时段里真正独立存在的。社会与“固有人权”的关系，就好象评估某人的财产。我们通常会把某人的财产统一成多少钱，比如说某人有100万美元的财产，通常不是说这个人拥有100万美元的现金，而是这个人拥有的所有财产，包括房产、股票、物品等等所有属于他的财产，通过评估后换算成统一的货币单位。
说到某人拥有多少“固有人权”就好像在说某人的资产是多少万美元一样，实际上这种“固有人权”也是各种形式的人权换算成统一的形式后的说法。而“固有人权”不可能以原始的面貌存在于社会之中，就好象“一个拥有100万美元财产的人，通常不是真正的拥有100万美元现金”一样。“固有人权”的原始面貌在群居的社会之中，往往导致许多矛盾。比如，一个人有“休息时候不受干扰”的自由，而另一个人有“高兴时候唱歌”的自由。当社会中一个人希望不受干扰时候，另一个人则想唱歌，他们都有自己的固有人权，这时候就会导致社会内部的矛盾。
为了避免这种矛盾，让社会有效率有次序，人类在结成社会的同时，约定了社会契约。所谓社会契约，就是社会成员让渡出部分自己的固有人权，同时也享受到社会给每个人带来的福祉。这个让渡出来的部分固有人权就叫做“义务”，而享受到的社会福祉叫做“权利”。比如，社会契约规定，当平时夜里该睡觉的时候，即使高兴也不能唱歌，以免打扰到他人，这是每个人的义务。同时，每个人因为此社会契约，也能享受到休息时间的宁静，于是生活更有规律，社会更有效率，生活水平就会更高，造就出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每个社会中的人都会受到这种社会的福泽，享受这种福泽是社会中人的“权利”。
只有社会契约的方式，才可以调和社会中固有人权之间的矛盾，因此社会契约是一种维系社会存在的重要保障。社会契约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结构，而且具体的社会契约的形成还有历史文化地理等因素影响。但是，大体而言，社会契约有两种形式，分别可以叫做“第一契约”和“第二契约”。
所谓“第一契约”就是那些偏于强迫性手段执行的社会契约，比如法律、家规、规定以及社会惯例和潜规则中的强制性部分等等，违背这一类社会契约者多会受到强迫性的纠正和惩罚。也正因为其强迫性手段，所以这一类契约主要用于避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是一种偏于社会行为下限的契约。
有效的“第一契约”可以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冲突，但是还不足以让社会中的人们紧密团结，所以还不足以让一个人群成为一个有效的分工合作的社会。因此，一个有活力的社会需要拥有“第二契约”，所谓“第二契约”就是那些偏于鼓励和引导性手段执行的社会契约，比如道德、社会公德以及社会惯例和潜规则中的提倡性部分等等。“第二契约”是非强制性的，因此通常来说，“第二契约”的遵守者会比“第一契约”的遵守者平均素质高，且人数少。“第二契约”会倡导社会内的和谐互爱，讲究律己爱人，因此大大提升了社会内部的凝聚力，使得社会成为有机的整体。
既然按照社会契约，享受到的社会福祉是由部分的固有人权交换而来的，而固有人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前提。因此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被剥夺了，甚至其未用于社会契约部分的固有人权直接遭到了侵害，那么这个人实际上就被剥夺了生为“人”的权利，这个人就会被沦为或部分的沦为奴隶。这是社会中的“人”所不能容忍的。
1.3 追求与动力
集成了社会的人类不断的超越着自己，不断的推动着历史的前进。那么是什么巨大的力量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呢？就是人类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孙中山说：“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这的确是真知灼见。民生说到底就是满足人民对更美好生活的需求。
按照对人性的研究，心理学家已经发现人对于美好生活追求的规律，这个规律被称作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这个理论认为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当人的低一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才会顺次去追求更高一级的需求。
生理需求就是期望能活得下去的需求，对于基本食物、水等生活必需品的追求。在生理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之后，人会去追求安全需求，期望对自己基本的人身安全和生活稳定的追求。这一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人会追求友情、爱情和归属感，即社交的需求。然后，才会去追求得到名声、成就和他人的认可这类尊重的需求。最后当所有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会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等高尚的目标。
这个规律适用于大多数正常人，或者反过来说，所谓正常人，就是受这个铁律约束的人。所以正常人都是只有在不至于饿死、冻死的情况下才会去追求安全感；只有基本的安定生活之后，才会去考虑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追求爱情；只有生活富足了才会去花钱听高雅音乐。
当然，并不排除有个别人可以超越这个铁律。能超越这个铁律的人就不是平常的人，要么是疯子250，要么是圣人英雄，至于是圣人还是250大概要看这个人超越铁律的行为是否利他。一个自己都吃不饱的人还能想着其他人是否幸福，这不是圣人是什么？一个穷得吃不饱饭的人，却要省下钱来买高档皮包炫耀，这不是疯子250又是什么？
对于个人来说，可能出现极少的超越铁律的非正常人，但是对于一个由许多人组成的社会来说，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不可违背的铁律。这是因为整个社会的需求是由大多数人的需求所决定的。
民生是在社会意义上而言的，所谓民生就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就是当低一层次的需求基本满足之后，对高一层次需求的追求。因此，如何使得一个社会繁荣？就是需要推动社会不断满足更高一层次的需求！这种民生的需求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实现这种不断追求的民生需求，就需要发展社会物质和精神的文明程度。
同时，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一个社会的繁荣，必须在当今社会已满足的需求层次基础上，追求下一个层次的需求。也就是说，当时代已经足以让人衣食有着落的时候，应该考虑让人安居乐业；对于已经安居乐业的人，要帮助其成就自我；而对于那些食不果腹的人，首先要考虑如果让他们吃饱穿暖，如何让他们不必担心教育和医疗的重担，而不是给他们送去高雅舞会。
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最蛮荒的不与外界接触的部落之外，任何一个人类的社会的文明程度都已经至少超越了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了。当今非洲的小国还有饿死人的现象，多是由于野蛮落后的制度导致。当今人类所拥有的文明程度应该是追求社交需求的水平，当今这个时代的人类应该去追求社会和谐的人际关系，追求纯真的友情、爱情和归宿感。
因此，在当今这个时代里，一个社会要真正的稳定繁荣，必须首先解决起码的衣食住行，必须首先解决基本的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险，必须首先解决基础教育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层次的需求。做不到这些，当今这个社会就不可能稳定繁荣，因为已经满足过这些需求的人和社会看来，再一次使这些需求不能被满足，就是被剥夺了权利，因为这个社会本可以满足这些需求，身为社会中社会契约约束的一份子，任何人都有权利享受满足这些需求的生活。被剥夺了权利就意味着固有人权的丧失，也就是被剥夺或部分剥夺了做人的资格。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定律是一个全局长远的铁律。但是在具体和临时的事件上，也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首先，这个“基本满足”就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如果给自己需求评分，0分是完全没有满足，10分是完全满足，那么基本满足是多少分呢？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我们如果把“基本满足”的分数定为0分的人叫“绝对非俗人”，把“基本满足”的分数定为10分的人叫“绝对俗人”，那么大多数人的分数线大概是6分左右吧。同时，同样的条件，可能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评价分数，这受评价人本身的主观因素影响，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个评价的分数应该比较集中在某个区域内。
第二，即使在“基本满足”没有达到的时候，人也不是完全绝对的不去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只是他们的重点追求在那些还没有得到满足的层次而已。就好象一个小学生，也不一定对高中的知识一无所知。只是可以肯定的是，离自己所在需求层次越远的需求，追求的动力就越小。
第三，随着社会分工明显化，部分需求也部分相对独立了。一个医生，在工作领域，也许可以达到追求最高层次的需求水平，成为一个追求自我实现的有医德的医生。但是在生活领域，也许还无法满足较低层次的需求，也许还在追求归宿感，或者追求被认可。因此对于这个医生来说，生活领域和工作领域的需求实际上是相对独立的。
第四，高层次的需求不一定就完全是高尚的，当然可以肯定的是，高层次需求的主流是比低层需求主流更高尚。
最后，人对客观需求的评价还有一种滞后效应。一夜暴富的乞丐，不会马上去追求高雅音乐。这个滞后效应也许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需要几代人来消除。因此暴发户的二代未必一定有高素质。人小时候的许多未被满足的心理需求也可能会导致长时间的滞后效应。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春秋时期的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一个社会中，没有受到好的教育，没有医疗和社会保险的保障，没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这个社会的人是很难保持高尚的风气的。因为在低一级的需求无法满足的时候，人们哪里还顾得上去追求高层次的需求呢？
要想建设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必须首先满足人民的基本民生。
2.历史的轨迹
2.1 大同与融合
人类结成人群后，成为地球上适应力最强的物种，因此在除了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都有人类存在。这也就意味着，在交通和交流不发达的古代，人类不可能结成一个整体的社会。所以，必然是，许多个人类社会并存的。然而，社会契约是社会内部的契约，必须以具体社会为背景和载体。所以，古时候人类社会并不是指同一个社会，社会契约也不是同一个社会的契约。
社会的存在是社会意义上的“人”存在的先决条件，更是社会契约存在的先决条件。所以如果不是自己这个社会中的人，就不被认为是自己这个社会意义上的“人”，也就是说不被认为拥有固有人权，更别谈有什么社会契约导致的权利和义务了。因此，远古时代，人类对自己部落的人相亲相爱，但是对于其他部落的人则冷酷无情，部落间的仇杀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古代时候谈到的妖怪许多是其他部落的人，比如传说中的蚩尤“人头牛蹄，四目六手，食沙石子”，其实蚩尤应该是一些南方民族的祖先，现在看这些蚩尤的后代们，哪里会“人头牛蹄，四目六手，食沙石子”？因为一个社会并不把其他社会的人视为拥有自己这个社会固有人权的“人”，因此就会把其他民族视为和猛兽一类的威胁了，久而久之交流不便，以讹传讹，就会导致认为他族是妖怪的传说了。在人类早期，这是人类的普遍现象，大概蚩尤部落的人也会有炎黄部落是妖怪的传说吧。就是到了近古，西方在贩卖非洲奴隶之时，也没有受到内心的道德谴责，原因也是没有把黑奴视为自己所在社会的一员而已。晚清的义和团，因为其落后于时代的意识，也把外国人看作妖魔鬼怪，原因也是如此。
然而，地球只有这么大，人类结群后的影响力又不断增大，不同社会间的空间越来越小，因此人类不同社会间的矛盾出现。当这些社会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时，就产生了战争。然而，战争不是人类历史进步的驱动力，因为历史进步的动力是民生，战争只是一个非常手段而已。如果两个社会间谁也灭不了谁，或者相互战争带来的损失过大时，人类社会间必须考虑相互融合，进而促进民生了。
实际上，直接的暴力冲突往往伴有很大的损失，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所以文化的相互融合，进而社会的相互融合就成为一个温和而有效的手段了。一旦两个社会融为一体，那么社会契约就是整体适用的，那么两个社会中的人都相互承认了所有人的固有人权，那么社会的范围就扩大了，社会意义上的“人”就增多了。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大同的过程，相互由仇视变成相亲相爱的一个整体社会的过程。
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像许多水滴一样，不断相互融合成一个更大的水滴，最后成为一个整体的。这种融合因为几个社会种族有了公允的共识，而这种公允的共识必然是建立在提高民生的基础之上的，这个过程就是大同。虽然我们认为大同是一个最终不分彼此的美好状态，但是实际上大同更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不断融合的过程。至于是否有最终完全一体的大同状态，也许这个过程是没有尽头的，不过正如前言所说，应该关心的仅仅是人类已知的历史和当今，以及不久的未来，而大同有无尽头的问题大概超越了这个范围，所以本贴恐怕并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但是，前人所期盼的大同应该在今天已经实现或部分实现了，古时候期望的胡汉一家的大同，今天已经成为现实；《礼运大同篇》中说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个标准的大同在当今许多国家已经基本做到，许多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确让社会“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而自由民主的社会体系使“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教育和物质生活的富足让“男女有分也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许多发达国家也几乎达到了“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的程度。可以预见，人类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全部达到这个水准。所以《礼运大同篇》意义上的大同已经快要在人类社会中实现了。
然而，当古人的大同在当今被实现之后，当今的人类会追求更高的大同。我们期望消除社会中的不公，我们期望社会会更美好和繁荣，我们期望抛弃所有的成见，我们期望正义永存。这就是我们当代追求的大同。而我们看见的当代的许多社会问题，在古代并不是没有，而只是因为在古代有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并没有受到古人的重视而已。而当我们的后代把我们当今的社会问题解决了，当他们达到了我们所期盼的大同之后，在消除了我们当今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之后，一些我们当今不关注的小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就会被视为那时候的大问题。我们的后人去解决这些问题，就是他们所期盼的大同了。
所以，大同就是一个相互融合、提高民生的过程。但是，大同这个过程，也是先经历形式上的大同，最后发展到实质上的大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一个民族或社会很弱，这个民族的成员在形式上的大同时候就会处于一个很不利的地位。就好比两个对阵的势力要谈和，如果某一方越弱，那么这一方的谈判筹码越少，和平后的地位越不利。如果某一个民族完全散了，那么这个民族的成员在大同的过程中就非常被动，将会在被同化的过程中非常痛苦，而这个民族的文化也将完全消失。因此，大同是世界的趋势，但是如果抛弃了民族主义，企图破坏自己的民族文化，不但不能享受大同给本民族成员带来的利益，而且会给本民族成员带来深重的痛苦，甚至本民族成员将在他族社会中从奴隶做起一点一点的慢慢才能获得应有的固有人权。
当今这个时代里，人类正在接近成为一个形式上大同的时代。许多国际法的制定以及联合国、超国家组织、跨国公司的成立，并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会的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已经成为当今这个逐渐走向形式上大同的时代的社会契约。但是，很显然可以看见，这种形式上的大同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绝对的实质大同。国际间依然是以国家为主体，每个国家是相对独立的社会体系，社会契约依然主要是以国家为前提的。即使到了将来，当国家消失，所有人类形成一个整体（站在今天的角度上认为那时候是一个整体社会），那时候由于分工的细化和社会阶层等原因，必然还有那时候认为的非融合，和那时候所期望的大同。
2.2 时代与战争
大同是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人类实现某种大同之前，通常是会发生战争，而战争的较量结果决定了民族在大同时候的筹码。在战争被灭的民族，没有任何筹码，通常只能在胜利者的社会里从毫无固有人权的奴隶开始逐渐成为真正的社会成员，这个过程也许是屈辱的。在战争较量后越强势的一方，越能在大同中占据主动的优势。
在结成人群社会后的人类，其最大敌人就是另一群人，因此人类是最擅长于与同类战争的物种。人类的战争方式也极大的分化，所以我们这里所指的战争是指一个泛化的战争概念，斗刀枪是一种战争，斗发展也是一种战争，相互的其他竞争也可以视为一种战争。当然，这里更偏重于社会与社会之间的竞争。
尽管人类的历史发展动力是民生，但是人类的历史故事几乎就是战争史故事。总结起来，人类有史以来，到今天为止，战争主要还是以暴力战争为主。而人类史上的暴力战争又可以由暴力战争的武器的不同分为：爪牙战争、冷兵器战争、火器战争和无人战争四等。
所谓爪牙战争，可以视为一种远古战争，主要以人类自己身体为攻击武器的战争，这种战争武器其实是很低效的。用牙齿、爪子、拳头、手脚作为攻击武器，在今天，很多时候只能用以自卫了。而这种最古老的战争形式发展到最高级就是今天的武术、拳击之类的近身肉搏技能。这种古老的爪牙战争已经在人类社会存在了万年以上的时间了。
人会使用工具之后，自然会用工具来做战争武器，古老时代里，用做战争武器的工具是木头、石头、后来有了青铜和铁器。使用这些冷兵器作战，大大提高了人类的战争水平，所以人类就进入了冷兵器战争时代。冷兵器战争的武器最原始的是石头和木棒，后来发明了铁刀、刚矛等更厉害的武器，而冷兵器的极致是强弩和投石机。所以冷兵器战争时代，人类的战争杀伤力和攻击范围提升。这种战争一直主导着整个人类古代战争史，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火器战争是近古和近代以来的战争，以火器为主导的战争至少拥有几百年的历史。这种战争武器是由于火药的发明为开端的，明朝时候就有使用火器的神机营。这种火器战争的兵器就广为当今人所熟知了，比如手枪、地雷等等。火器战争的破坏力更高过冷兵器战争的破坏力，是人类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兵器基础。这种武器的极致就是飞机、大炮和坦克了，其攻击范围已经超过人的视线所及。
然而，最恐怖的战争是当今的无人战争。其使用的兵器已经不能让人直接靠人力操作，而必须远程操控了。无人战争的鼻祖是导弹，当今的洲际导弹已经让世界完全暴露在毁灭的威胁下，而毫无死角。无人飞机和各种杀人机器都是这种战争的恐怖道具。而无人战争当今的极致是核武器，是被装在洲际导弹上的核武器。无人战争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虽然我们现在还在无人战争时代，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战争的极致就是当今的洲际导弹，这种战争可以存在的年限就是几十年到百年左右。因为这种战争的攻击范围已经扩展到了全人类，这种战争武器的攻击能力已经足以毁灭人类了。爱因斯坦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用什么武器，但是我可以肯定，第四次世界大战，人们使用的武器将会是——木棒和石头。”
爪牙战争、冷兵器战争、火器战争和无人战争拥有的年限分别为万年以上、数千年、数百年、几十年，这说明暴力战争已经没有升级的空间了。而人类的战争实质是不同社会间的冲突，所以战争本身不会停。因此，人类将来的战争将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暴力战争的新战争形式存在，这就是经济战。
经济战为主的战争形式，是一种崭新的战争形式，这种战争形式的具体细节还有待发掘，因为我们正处在这种战争刚刚开始苗头的时代。但是，从爪牙战争在暴力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这点看来，经济战争大概会在人类发展中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
那么经济战的特点是什么呢？这还是得从马斯洛层次需求铁律来看，如果把从个体到社会的过程视为“人”为了自己的生存需求而开展的“生存之战”的话，那么这个“生存之战”的结果让人类攀升到了食物链的顶端，人类社会拥有的衣食已经的超出了维持其存在的基本要求。因此对于人类而言，爬上了食物链的顶端就是“生存之战”的最终胜利。
满足了基本生理生存需求之后，人类社会会追求安全需求，所以暴力战争的本质就是追求安全需求的“安全之战”。因为人类在食物链的顶端，因此对一个社会而言的唯一威胁是另一群人，所以人类会相互暴力攻击，试图维持自己的绝对安全。在这种相互攻击后，确定了自己在融合后的地位，所以才会有次序有比例有条件的融为一体，形成新的社会，消除安全的最大隐患。发展到了今天，人类如果能顺利结束“无人战争”迈入经济战时代，那么人类的“安全之战”就胜利结束了。如果不考虑外星人的攻击和希特勒机器人军团的复活之类的科幻情节，今后的人类不必再担心有另一个妖怪般存在的社会给自己的安全威胁了，因为整个人类已经完成了形式上的社会统一，拥有最基本的适用于全人类的社会契约（主要指国际公约、整体价值观等）。
所以，经济战时代实际上是迈入了人类追求更高一级的需求——社交需求——的时代，或者可以叫做“社交之战”或“人情之战”，人类为寻求普遍的真挚的友情、爱情和归宿感的战争，这种战争的追求需要满足基本的物质条件，因此需要发展经济。贫贱夫妻百事哀，为了让社会成员能够得到友情爱情和归宿感，必须让社会成员的生活富足。
经济战的实施前提是人类的安全需求被满足，也就是人类的共识是和平发展的——当然这个和平是“暴力战争”角度上的和平。而发展本身就是经济战争的战斗较量。在经济战中占据上风的人群，可以更好的更快的满足这一层次的社会需求。但是经济战比暴力战争美好的一点是，经济战往往可以达到双赢，大家都得到好处，虽然新创造的好处分配可能是不均的。
在这一种崭新的需求导致的经济战时代，人类的许多旧有观念可能被突破。比如正义观点，当今最公允的正义观点是“正义的发展应该以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进行”。这个正义观点在当今和很长一段时间的将来内都是正确的，但是不一定会永久正确，也许今后还会在这个正义观点的基础上加上更多公平公允的条件。
纵观人类的战争史，我们发现了几个规律。第一个规律是在战争方式转移之时，人们会发现原始一档的战争方法完全不是先进一档的战争方式的对手。所谓“功夫再高，也怕菜刀；功夫再好，一枪撂倒”说的就是“爪牙战争”的绝顶高手也要顾虑“冷兵器战争”的士兵；而“冷兵器战争”的一流力量，也不是“热兵器战争”的新兵的对手。大清时代的义和团里，也许有的人真有点功夫，可是在洋枪面前就是靶子，因为他们还妄想用大刀片子砍枪炮。
战争的第二个规律是人类越来越文明。尽管，战争的杀伤力越来越大，但是人类越来越刻意减小战争对他人的伤害。因此古代有与不杀手无寸铁的敌人的大侠武德，但是这是个人行为；近代有善待战俘的日内瓦公约，不遵守就被视为野蛮国家；到了“无人战争”基本上是以核威胁的形式开战了，斗的实际上就是“嘴炮”。这不代表人类战争的终止，而是人类力图找到一个双方共赢的斗争方式，当然各方还是希望在共赢之中多赢一些。为什么人类的暴戾会越来越小呢？根本原因是人类发展的动力是民生！战争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所以不为促进和保卫一个社会的民生的战争被认为是愚蠢的行为。
战争的第三个规律是战争的分工越来越明显，团体作战程度越来越高。“爪牙战争”中的战士个个是可以单独行动的全能的高手——否则就被干掉了。“冷兵器战争”中的战士不用个人实力超强，因为他们可以凭借阵法克敌，同时“冷兵器战争”中的谋士军师可能还是文人，当然得有行军的脚力，毕竟像诸葛亮这种用锦囊的军师是传说中的稀缺货。到了“热兵器战争”时代，一个文弱的人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也可以拿枪开战了，而军队中的分工进一步细化。到了“无人战争”时代，已经可以专门使用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来操作按钮进行战争了。
可以预料的是，到了进入“经济战争”的今天，战争的主力就是各种文人，各种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了。他们以一个国家为单位通过最职业化的操作行使着过去拿枪的武人行使的保护民族的重任。
2.3 普世价值体系
时代发展到了今天，人类即将形成一个至少形式上统一的大同时代（当然，这个形式统一的社会内部有许多亚社会结构，因此群体间的竞争依然存在），而人类的战争也将变成以经济战为主导的战争。如果人类顺利进入了这个时代，那么形式上初步统一的人类社会，其社会契约是什么呢？这个新时代的社会契约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普世价值体系！
在“普世价值”之后加上“体系”二字是为了强调区分于“普世价值观”而言的。根据社会契约的分类，有以制度和法律等强制性手段维持的第一契约，也有以道德和价值观等引导性手段维持的第二契约。普世价值体系是统指这些各种第一契约和第二契约的总和；而“普世价值观”则更多的强调“普世价值体系”中的各种第二契约。
为了阐述普世价值体系的发展脉络，首先必须从人类社会的社会契约的历史局限说起。
一个人在一个社会中享受到的权利，实际上是其让渡出的部分固有人权交换来的。所以，原则上，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义务”和“权利”应该相当。然而，事实情况远比这个理想状态要复杂得多。由于古代生产能力的局限，人们开化程度的局限，人类智力积累的局限和其他历史局限，人类所签订的社会契约并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内部成员“义务”和“权利”的平衡。比如，在原始时代，有领导能力的人做酋长指挥部落成员生产和战争，有战争技巧的人做战士，有劳动技巧的人做农民猎人，这个原本是得到部落内成员完全公允的，而且在当时也看不出谁占了谁的便宜。部落酋长的孩子通常也会因为家庭影响而有领导才能，战士的孩子受父亲影响也会更可能成为战士，农民猎人的孩子也更可能适合于农猎。因此部落内也许就会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子承父业，尽管不成文但也是一个社会契约。但是谁也不会料到，当社会发展之后，由于各种职业的发展不均衡，当初看似公平的社会契约就慢慢显出不公平来了。酋长的后代变成了国王，可以更多的占有社会资源；战士的后代还得在战场上拼命；农人的后代还得没日没夜的劳作。新创造出的社会利益，尽管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享受，但是由于没有有效的社会契约的约束，高层阶级对社会利益的占据就明显多于了低层阶级。
这也就是因为社会契约的滞后性导致的社会问题，更何况还有原本没有社会成员资格的外族奴隶慢慢拥有社会固有人权的过程，这就会导致社会阶级分化。而社会权利本质上是由社会成员用部分的固有人权交换而来的，因此社会权利的丧失就是在剥夺社会成员的固有人权，就是在剥夺人在社会中做人的资格。因此，底层阶级会强烈要求重新签订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契约，于是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喊。
时代的趋势是社会越来越融合和社会契约越来越公允合理的。尽管很多人认为原始时代是平等的，后来经历了不平等，然后又回归到今后的越来越平等。其实这笔帐是算错了的，人类历史的发展的大趋势就是从不平等到越来越平等的过程，除非文明被毁。在原始氏族时代里，尽管氏族内部是平等的，但是从人类这个整体范围来考察，人类社会的各个氏族之间是绝对的不平等，任何一个人在其他氏族社会中就没有任何固有人权。后来经历的社会虽然有社会内的不平等，但是从人类这个整体角度看，文明的社会总是学会了如何与其他社会打交道，不是那么野蛮的仇杀了，实际上就是赋予了外族人部分的固有人权，把外族人也部分的当作了人。发展到了今天，人们已经快形式上形成初步的统一社会了，人道主义和各种国际公约就是一系列的社会契约，保证了人类这个整体角度的社会更加平等。
由于人类的强大程度非常大的取决于社会发展程度，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社会的文明和发展程度不那么高的时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开明专制政府。在古代的东西方，都认为一个最好的政府是这种开明专制政府，也就是古希腊哲人说的哲学王和中国古代期望的圣人治世。这是由于一个社会在没有更好的机制协调的时候，一个好的核心是唯一可能有机的凝聚社会的方式。因此在古代，尽管世袭制度导致了许多庸君，但是也是有可能出现有作为的皇帝。而没有找到有效社会维持机制的古代，古希腊的民主也最终被历史淘汰。因为，古代的社会很简单，凭一人或少数人之力是可以有效管理的，反而人人举手决定的制度太浪费社会资源。而且古代的民主没有在自由主义指导下实行，所以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开明专制在不太复杂的社会中是有效率和可行的，因此通常一个简单的社会可以通过首领的个人权威很好的统治。即使到了当今，许多小国还可以通过开明的专制而迅速发展，比如新加坡就是如此，这是因为小国的社会结构相对简单。所以抨击古代专制不民主的人，实在是站在当今的角度癔测古人的社会。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类社会结构的日趋复杂，开明专制体系慢慢显示出其弊端。因为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是有限的，而社会高度文明的今天，社会分工越来越明显，因此当今管理社会的要求已经超越了某个人或某少数人所可能拥有的能力水平。即使是完美的开明专制者也没有能力处理一个如此复杂的社会。当然小国在今天还有可能维持开明专制，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即使管理小国在将来也必然超越少数人的能力范围。
于此同时，人类重新建立并完善了民主制度。今天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民主制度，人们明白即使大多数人的意愿，也不可能要求伤害少部分人的合理利益，这是因为按照社会契约，人的义务是出让部分固有人权而导致的，而并非出让了所有的固有人权，而且义务需要与享有的社会权利相当。所以，当社会多数人要求剥脱少数人的合理权益时候，要么抵触社会契约，要么根本就不是人家为用于社会契约的固有人权，因此这种行为是不会受到社会正义和社会体制允许的。所以多数人暴政的问题在当今这种被完善的民主体制下是不存在的。反倒是不实施现代制度的地方，多数人的暴政屡屡发生。
由于现代民主制度克服了古代民主制度的不足，而且现代民主制度还能最大程度的让社会很好的运转，克服了少数人的开明专制体系能力不足的缺陷，因此是维持当今人类社会的最好体制。当然，这不意味着把现代民主制度搬到在古代去会很好，因为现代民主制度是一种与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相符合的制度。就好比在刀耕火种的年代里，即使有农业飞机也不会用这种飞机来打农药的，因为当时的农业生产力还不需要用飞机和农药。
现代民主制度就是普世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普世价值体系是与当今和不久的将来社会文明程度相适应的社会契约体系。
什么是普世价值呢？对于普世价值的阐述，可以先了解普世价值的对立面——极端价值。所谓极端价值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侵犯他人固有人权和应有的社会利益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构成的社会体系就叫做极端价值体系。比如纳粹法西斯这种价值体系，为了自己的强大，不惜侵犯他人和他族的固有权利，这种价值和价值体系是人类社会的公敌。而普世价值体系则可以说就是非极端价值体系，即在尊重每一个人的固有人权和社会权利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契约体系。
说到极端价值，实际上多数情况是一种落后的价值体系。极端价值的一个重要形式叫做原教旨主义价值观，也就是不顾当今社会情况，而死套历史上教条作为鼓动的手段去侵犯他人利益。许多价值观的教条的制定背景是有历史原因的，在历史上，一个统一的社会并未形成之时，两种族群之间很可能有不可解的矛盾；而且由于固有人权和社会契约是在社会内部存在的，所以一个族群并不把另一个族群的成员视为拥有固有人权的，更不会认为他族的成员和自己有社会契约的约束。所以，这种情况下形成的价值观，可能就不会尊重他族成员的固有人权。
但是，到了今天，一个近乎涵盖全人类的形式上的社会已经基本形成，一个符合今天的道义的社会契约（或者社会价值体系）则不应该忽视他人的固有人权。很多极端价值者之所以认为其价值观理所当然，是因为其价值观还停留在人类社会未融合的古老时代，所以是很多极端价值者实际上是跟不上时代的守旧者。只有在暴力战争时代才有这些极端价值的市场。
当今这个时代，人类正在试图建立一个能涵盖全人类的社会。由于人类文化是多样的，而一个整体的社会应该尊重其各成员的基本固有人权，因此用蛮横的方式把人类统一起来是不正义的，因此也是得不到公允，进而不可能长存的。因此，普世价值体系就会强调自由与人权、平等与法制、道德与包容博爱。由于普世价值体系是当今初步包含全体人类的形式上初步大同的社会的社会契约，所以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其固有人权；而平等和法制是这个社会契约中的第一契约部分，这是由于当今社会结构的复杂程度已经超越了少数人能用专制管理的程度，而当今的现代民主法制制度已经完善到足以有效管理当今社会的程度；道德与包容博爱是这个社会契约的第二契约部分，由于当今人类的文化还有许多差异，因此要想形成初步形式上的整体，就需要人与人之间相互包容，相互爱戴，并自觉律己。
普世价值观（更侧重于第二契约部分）本身也是融合了诸多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而来。比如，价值观有一个普世价值观，儒家叫做“仁爱”，墨家叫做“兼爱”，佛家叫做“慈悲”，西方人叫做“love”，尽管古人对这个价值观的认识程度和侧重点会和今人有所不同，但是普世价值观把这个价值观吸收为一个核心的价值，并不断发展之。
3.悲寂的英雄
3.1 中国历史的规律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自然是有规律的，但是欧洲文明的历史规律并不十分明显，这是由于欧洲的地理位置比较开放，可能深受南方的北非，东方的亚细亚，北方的草原民族和北欧海上文明的各种影响。
然而中华的文明历史发展规律的脉络就清楚多了，因为中华文明的地理位置相对闭塞，除了丝绸之路和长城外草原民族的影响之外，中华文明几乎是自然发展的。因此中国历史的规律就比较清楚了，把中国从三代开始到民国的历史总结起来，分为三个阶段：
夏
商
周、战国、秦、汉（包括新莽）、三国、晋
口口南北、隋、唐（包括武周）、五代、宋、元、明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清、民
这三个阶段中，夏商周是很古老的阶段，是分封建国的奴隶制度时代，一个统一的国家尚未形成，但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最终形成。
从战国到宋是中国历史上的主体发展时代，在这个阶段中，中华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强国，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民族，成就了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文明。
之所以把战国独立于东周列出，是因为战国时代，各诸侯不论名义上还是实质上，都不是周的附属了，战国七雄的首领都称王了，而且战国尚未结束，周国就被秦国灭掉了。所以战国肯定不应该是东周时期了。从战国的分裂到秦的大一统，然后被更长久的汉取代，然后又分裂为三国，最后被先天不足的晋统一；然后历史似乎又重复了一遍，如战国般的南北朝，统一于短暂的隋，然后是长久的唐，接着分裂五代被先天不足的宋统一。
这个王朝的更替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中华古代社会发展不断的要求更先进的制度相适应的结果。到了春秋时代，分封建国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宜于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因此需要突破旧有的体制。战国时期完全破碎了旧有的分封建国的体制，表现出来就是战乱，说明分封建国已经无法管理社会运转了。取而代之的是代表贵族地主阶级的秦朝，中国实行了符合时代要求的郡县制。但是，一个新生事物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不完善，新东西有时候会改过头，秦朝就是个不完善的贵族地主制度统治的国家。由于过分的实行了法家的制度，所以二世而亡。而后的汉朝吸取了秦亡的教训，以“王霸道杂之”的实用精神兼用儒道法三家的理论治国，最终是国家欣欣向荣。生产力大发展，数百年后，汉朝的制度也不适宜于当时的生产力了。时代需要用庶族地主阶级统治这个国家。但是从贵族地主到庶族地主之间还有个仕族地主阶级，因此有个过度时期。在这个过度时期,首先是三国破碎了汉朝的贵族地主阶级的统治，然后统一为一个先天不足的仕族地主阶级统治的晋朝，没多久就又分裂成南北朝。在这个过度时期，中国是幸运的，因为汉文化始终没有被灭掉。随后，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的隋朝统一了天下，和秦朝一样，隋朝推行的是一个崭新的制度，由于没有经验，许多地方做过头了，所以也二世而亡。唐朝则可以吸取隋亡的教训而，兼容百家的运用各种思想，稳定自己的制度。所以唐朝和汉朝一样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两个朝代。唐朝的兴盛导致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时代要求进入商业文明时代。从农业文明到商业文明，肯定要经历一个过度，可以称之为“市井文明”，在这个时期需要出现许多有商业用途的新兴城市（以前的城市大部分是军事和政治用途）。所以五代破碎了唐的制度，宋统一了天下之后手工业高速发展，出现了最早的纸币，出现了许多新兴城市。然而，宋朝的“市井文明”与晋朝的“仕族地主文明”一样，只是过度的一个文明，因此必然先天不足。中国又是个地理位置不那么优越的国度，北方的威胁从周朝开始一直存在，长城实际上只不过是个马奇诺防线。宋朝和晋朝一样从出生起就感到了灭亡的威胁。与魏晋南北朝不一样的是，这次中华文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于是中华的历史走入了第三个阶段。
中华的历史第三个阶段是，异族统治导致的文明大倒退和中华文明光复后带着伤痛继续前进的反复的历史。元朝统治了89年，这89年不长不短正好足以重创中华文明。89年大概就是一个人的一生的年龄，元朝是一个反中华文明的时代，读书人的地位非常低，汉人的文明被完完全全的践踏，社会充满着野蛮的思想。试想一个人从出生到死的那一刻都在这样的一个文化中生存，崇尚的是野蛮。所以等到明朝建立的时候，中国人想要找回中华文明很多时候只有从那些幸存的古籍中自学了。这一次挫折对中华文明的打击非常巨大，大明一共用了两百年才恢复元气可以勉强继续踏着宋朝的路前进了。大明的灭亡是必然的，因为大明只不过是继承了宋的“市井文明”，要发展成“商业文明”需要代表“商业文明”的统治阶级，除非君主立宪，否则这必然要求大明灭亡为代价。不过，按照以前的规律，再经历一次分裂时期就可以顺利的进入统一的商业文明时代了。但在这个关键时刻，不幸的事情又来了，北方又兴起了一个强大的外族势力，灭掉了大明。历史进入了清朝，清朝把中华文明再次阉割，文字狱和四库全书使得中华的许多先进思想被断送掉。比如，大明的心学家们已经提出了法制的思想，比法国的卢梭早了一个世纪，然而这些优秀的思想不能传播，取而代之的是把整个中华民族变成了奴才的国度。所以到了孙黄光复中华之时，中华已经从当年最强盛的国家，变成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度。
变革的时代是国家是最疲敝的时代，就如一个蝴蝶一生最危险的时期是刚刚破蛹而出的那一小段时间，因为这个时候没有毛毛虫的毒刺，没有蛹的硬壳，而且还不善飞翔；因此蝴蝶一定会在一个隐蔽的地方结蛹。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变革的时候越少受到外部干扰，那么变革就越顺利，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美国和日本变革会比较顺利，而法国变革就难多了的原因。中国历史上的亡国都是在变革时期发生的，也是这个道理。
当然，今天的满族已经完全汉化，蒙古族也基本与汉人同化，今天的汉人就是满人蒙古人，蒙古人满人就是汉人。上面讲的是历史的伤痕，必须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
3.2 历史的英雄
为什么在中华历史上中华文明会遭到来自游牧民族的灭顶之灾呢？许多短见者会说是中国文化的劣根性，这个论点不但听起来刺耳，而且逻辑上混乱。基本上不值一驳，这些短见者不过是在想当然的诋毁中华民族而已。但是，这里还是姑且简单驳斥驳斥这个观点吧：深入的原因不必多说，仅仅看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破坏能力就一目了然了。在世界史和中国古代史中都最有名的三个游牧民族是：匈奴、突厥和蒙古。这三个民族都起源于中国北方的草原，其最大的势力范围也都是在这里，匈奴和突厥被汉唐打败，被迫千里到了欧洲，就能在欧洲所向披靡。蒙古人更是千里奔袭，跑了半个地球去打欧洲，欧洲人完全无力抵抗。然而，在这些恐怖战斗力的草原民族隔壁，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这绝对不是当年的欧洲文明所能想象的。更何况，中国周边的蛮族还有许多许多，这些蛮族如果放在欧洲旁边，欧洲文明早就消失了。
所以，在古代文明时代，野蛮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游牧和游猎民族就是靠武力生存的，骑射打猎是他们的生活主题，虎豹尚且无法奈何他们，农耕民族的军士自然不在话下。只有后来，人类文明进入了火器战争时代，冷兵器的威力在火器面前无法施展，文明社会才能在火器战争中打败冷兵器战争的蛮族。
如果从东亚的地图上看，在古代的文明条件下，农耕民族只能生活在长城以南，因为长城以北的草原无法种植农作物。所以长城以北的草原不可能成为农耕民族的传统势力范围。然而，这片土地却是水草丰美，极适应游牧民族生存，所以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一个接一个出现和壮大，犬戎、匈奴、回鹘、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消灭和同化了一个蛮族，马上又有一个蛮族崛起。比如，宋朝为什么会亡啊？其实宋朝已经同化了三个北方蛮族，契丹、女真和党项都被很好的汉化，但是同化一个蛮族就必然丧失一些力量，宋朝败给蒙古可是被看作是力竭而亡，再厉害的拳师也扛不住一个接一个的对手来挑战啊。
所以，中国北方的草原就决定着这里会出现足以灭掉人类文明的蛮族。在这个大陆的中心地带，出现的蛮族屡屡威胁着边缘地带的文明。然而，上天为人类安排了一个镇守蛮族和化解暴力的民族，这就是处在这个恐怖地区门口的中华民族。每一次强大的蛮族兴起后的锋芒，首先是直指中国的。几千年里，中华民族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的暴戾蛮族，就算能跑到欧洲去威胁西方文明的蛮族也只是强弩之末而已。
因此可以说，没有中华文明就没有当今的人类文明。
从宋以来，中国的每一次国难都有许多受惠民族和文明，中国的痛楚说到底就是代整体人类受之的。宋以亡国的代价和蒙古死磕，客观上保护了西方文明，使西方文明不至于毁灭，因此西方文明应该感谢中华；大明为保全朝鲜，和日本大战，消耗了许多国力；再加上其他一些内忧外患，大明被满清灭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朝鲜应该感谢中华；苏联势力的侵入，导致美国终于清醒过来，不能无视远东的存在，这才使日本、印度和东南亚的保全；东欧和俄罗斯当今的成就，也不能不说与中华的痛楚有关。
当然，宋以前，中华也在为人类守护着这个恐怖的大门，将一个又一个的野蛮民族同化变成文明的民族。否则历史上会有成千上万的阿提拉、奥斯曼和成吉思汗驰骋在旧大陆文明的每一个角落。
尽管大多数时候是不自愿的，但是，中华文明在这几千年里，特别是宋以后的千年里，一直在为全世界文明而战斗和牺牲。而且，并不乏中国处于道义自愿为保护他人而战斗的例子，比如明朝帮助朝鲜抗击丰臣秀吉的朝鲜之役。
尽管当今的文明社会几乎都受惠于中华文明，但是仍然得不到人类的理解。今天的中华已经没有力气在为人类而战了。中华民族就好似抢救了无数病人的医生，由于疲敝和传染，这个医生已经病倒，奄奄一息。可悲的是，这个病卧在床的医生听到的却是那些被抢救病人对自己的嘲笑和无视。
也许这就是英雄的悲寂吧。
第二部分：黑暗歧途
4.哀伤的孔子
4.1 两千年前的替罪羊
孔子在本朝可谓倒了血霉了，先是从孔庙里被拉出来当成牛鬼蛇神，然后自己的坟也被刨了，没有了冷猪肉吃不说还没有了安身之处。当年孔子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被彻彻底底的踏在了脚下，可是他的厄运还没到头，近年来孔子却还莫名其妙的成了中华民族这一切厄运的罪魁祸首了。这种原告变被告的事情还真让孔子碰到了。
尽管理性的人都知道一个正确的理论总是在不断发展，需要不断否定自己错误，发展新的适合于时代要求的内容；尽管我们也看到儒家在历史上发展到了明朝的心学也最早诞生了民主法治的思想；尽管我们也发现日本近代的崛起与儒家的理学和心学有很大的关系；尽管我们知道当今的日、韩、台、港、新至今较完整的保留着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也在这些发达地区发挥着正面的作用。但是，似乎今人仍然无比痛恨着以儒家为代表的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这种拖出自己祖宗来为当今形势负责的思潮是一种彻彻底底的愚昧和无赖。两千多年前的古人，需要为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的事情负责吗？而且，中国古人的思想不比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落后。比如，孔子没有提出民主的思想，同时代的在希腊哲学名家基本上是反民主的，苏格拉底甚至与民主制度进行了生死较量，最后命丧民主。这是由于就当时的社会文明程度而言，民主并非一个好制度，当时的社会文明和社会结构很简单，民主更不完善，有效的管理社会的制度是开明专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一个明智的智者当然不可能提倡民主。无论苏格拉底师徒还是儒家学派，都期望开明专制，在中国古代有个专门名词叫做圣人治世。
所谓极端主义，很多是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就是把历史上的教条原封不动的搬到今天来，而不顾今天社会的实际情况。所以，用古人在文明程度不高的古代提出的观点放到今天的时代，用来攻击古人，这是在是无知的野蛮。
说到中华文明，儒家只不过是一个代表，实际上的中华文明受到儒、墨、道、法、佛等等诸多思想的影响。历史上的中国人，从来没有死板的看待这些思想。历史上的中华文明始终是在不断的对已有思想进行扬弃，使自己的文化思想不断符合时代的要求。汉朝“汉家有制度，王霸道杂之”，就是儒法取合适的部分来用；唐朝百家并行，兼容并包；到了宋朝，工商业文化发展起来；到了明朝，王阳明把儒学发展成了心学，心学发展到了明末，心学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些人提出了民主法制的思想，这是十五世纪的事情，比法国的卢梭整整早了一百年！
心学到了今天大概也算过时了，但是心学即使在近代的日本维新中也是起到过很大的作用的。日本的佐久间象山和大久保利通等人都是受心学影响极深的人。
上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以来，出现了大批美其名曰“新青年”的无知份子。这些“新青年”们认为强国就必须破坏中华文化，而不是发展中华文化。按照这些无知“新青年”的理念，中国内地搞了多年的文化破坏，到了今天中华强大起来了吗？日本、韩国这些地方是通过打倒孔家店繁荣起来的吗？事实已经证明了一切！当年的“新青年”们做出铲除中华文化的蠢事，还多少可以认为是当时没有经验，全世界大多数人都没有重视文化对民族的重要性；但是在“新青年”思想已经被历史检验为不合格的今天，还是有一群又一群自以为聪明的无知者在继承着当年的“新青年”的愚昧观点。所以，百年前的“新青年”还可以说是天真，今天的无知“新青年”则是真正的愚蠢了。
新文化运动是民国刚刚草创十年左右发起的，一个新的制度从草创到成熟本来就需要一些时间来过度，就好象刚刚做了手术的病人，即使手术非常成功也需要休养一阵子。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历时四十余年；法国大革命历时八十年；美国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结束历时数十年。中国凭什么就应该在十年内赶英超美？
说到为什么中国近古开始落后了？原因恰恰是元朝和清朝对中华文明的破坏！元朝时候读书人的地位只比乞丐好一点，这叫做“九儒十丐”，元朝短短的89年之后，明朝接手过来的中华文化已经被严重的破坏了，因为这个破坏政治持续了三代人的时间。文化被严重破坏下的明朝的GDP只能占到宋朝的九分之一。明朝经过两百年时间，终于修补好了自己的文化，并且即将出现现代文明，进入资产阶级时代。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期，清朝又把明朝取代了，清朝的康熙和雍正算得上明君（中国在最不需要明君的时代里出了两个明君，真是令人唏嘘），并且番薯、土豆等农作物引入中国后中国的国力大增，帝王统治得到了加强。可是到了乾隆时代又开始搞文字狱，使得中国文化再次遭到灭顶之灾。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灭亡会顺带着把中国变成弱国的，但是中华文化遭到了灭顶之灾的清朝却做到了。
而当中国变成了弱国，很多事情就身不由己了。许多人认为一个国家的前途如何，完全决定于国家自己。这个论点只能说是可笑了。一个强国当然可以减小和排除外界力量的影响，但是一个弱国很多时候却是受制于外界力量的，并不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想怎么样发展就能怎么样发展的，这可以说是一个常识。为什么“新青年”们的主张被实施了？作为一个弱国，这与中国人怎么看待这个主张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二战后的世界只有美苏两个强国，包括英法在内其他国家都是弱国，而美国当初只重视欧洲利益，漠视东亚的利益。后来美国的清醒是以中国为代价的，可以说是中国为日韩印和东南亚做出了牺牲。
因此，当年的“新青年”其实并没有资格做罪魁，只不过是做了“帮凶”而已。
4.2 本位主义的獠牙
关于对儒家的批评，说一心破坏中国文化的“新青年”是无知无畏也就罢了，但是著名的国际学者专家也这么看就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当今最有影响的地缘政治学之一说是哈佛教授Samuel P. Huntington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这个理论认为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由各种文明所主导，其中当今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文明是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东正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而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明将有可能会在今后与伊斯兰文明联合，成为西方文明的主要对手。
不能不说亨廷顿（Huntington）的观点是犀利的，我也非常同意亨廷顿教授的许多见解。但是，亨廷顿的这些观点有显然而致命的错误，这些错误看起来不应该是一个研究历史社会的专家应该犯的错误。
亨廷顿认为当今中国大陆是儒家文明的代表，而与儒家文明隔海相望的是日本文明，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如果在亨廷顿的分类体系中，不存在西方文明，而只是英国文明、法国文明、德国文明、意大利文明、希腊文明等，那么把中国的儒家文明和日本文明分列，那么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既然，英法德意、甚至美洲都被列为了同一个文明，为什么儒家文明却和日本文明分开？这个依据是日本和东亚打过战吗？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是打过战，但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中心不是都在欧洲吗？纳粹当年不也是全欧洲的公敌吗？
另外，把中国大陆当今的文明看作是传统的儒家文明，这简直是太没常识了！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在近几十年来遭受了灭顶之灾，坟也刨了庙也推了，历史上那一朝那一代这么侮辱过儒家？今天看似重建了庙，但是是不是恢复儒家思想，这个稍微有点学问的人就能看出来。孔子不过是庙门口的收费大爷罢了！说当今大陆是儒家文明，这无异于说希特勒代表了犹太人利益，秦桧把岳飞思想发扬光大。
今天的中华文明和儒家文明在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和日本，大陆恰恰是传统中华文明圈内最没有儒家文明的地方。说到当今中国大陆和日本在文化上的差异，这个差异绝对不会大于当年的东德和英国之间的差异。
作为一个学者，亨廷顿教授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致命缺陷的理论呢？恐怕还是本位主义在作祟，这一手无非是当年英国大陆均势政策的新应用而已。英国当时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所以实行欧洲大陆的均势政策，法国强了就和德国联合反对法国，德国强了就和法国联合反对德国，这样英国才能在欧洲大陆上获得最大的利益。文明冲突论把中国和日本分开，让中日存在间隙和矛盾，以达到在东亚的均势的目的。不知道亨廷顿教授是故意还是无意，但是这就是本位主义而已，为了维持自己所在文明的利益，不惜伤害他人文明利益的行为。
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本位主义也是一种与普世价值相抵触的极端主义（当然，本文主义是不那么极端的极端主义）。大部分极端主义是因为把历史上的一些理念照搬到当今时代，本位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极端主义，因此本文主义的问题就是过时的问题。
在古老的时代里，人类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因此对于一个社会群体而言，另一个社会人群并不存在固有人权，也就不存在利益问题。所以，一切为了自己所在的社会群体的发展，这样的观点是基本合理的。但是当今这个时代，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人类社会整体在形式上基本统一的时代了，人类已经初步制定了统一的社会契约，不能再无视他人利益而单单不择手段维持自己利益。
当今这个时代，人类正试图实施一个统一的社会契约，也就是普世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是与追求“社交需求”的经济战争时代相符合的社会契约。在这个时代里，许多历史上常用的竞争手段将会成为愚蠢手段。一个军事战争里，可以兵不厌诈和损敌利己的竞争；但是在一个班级上，同学之间的竞争还能靠无耻手段吗？在当今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下，许多以前的思维和理念应该改变了。
5.恐怖平衡
5.1 历史的歧途
虽然前面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具体细节进行了驳斥，但是这个理论的确有不少真知灼见和明智犀利的思维方式。但是，当今时代以及较长远的未来，文明不是世界政治的边界，世界政治的边界依然是国家，今后有可能是国家联盟，国家利益和国家联盟利益依然是政治行为的根据。当然文明是国家和国家联盟的粘合剂，但文明不是唯一的粘合剂，而且在文化日趋大同融合的时代里，文明的冲突的大趋势是越来越小，文明作为国家联盟的粘合剂的效果也就越来越差。
除了文明之外，政治经济利益恐怕会成为更重要的国家联盟存在的根据。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竞争虽然初期依然会有对抗，但是慢慢随着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整合和融合，这种竞争将在未来变成共赢的方式存在。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文明也的确会扮演一定的角色。我们将在后面进行阐述。
这些对未来的畅想是令人欣慰的，毕竟一个能满足全人类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的时代，在今天的人看来是一个相当美好的时代。人们一旦认为自己掌握历史的规律，通常就会认为历史必然是顺着这个规律前进的，不论我们做什么或是懒惰与否，这个规律是不会变的，时代的未来只是迟早的事情。但是，这个规律真是唯一的吗？可能很多人忽略了一个问题，走向一个美好的未来需要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人类社会的当今文明能存在下去，不会因为天灾人祸退回到原始时代。
虽然，历史的大方向是遵从马斯洛需求层次铁律发展的。但是，在这条历史的主线上，可能会出现歧路。在和平时代，这些歧路多不会被人注意；可是在变革的时代（包括战争、天灾和社会发展所要求人类对当时新形势的快速适应的时代，都可以叫做变革的时代），人类是很有可能走上歧路的。因为在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人们遇到的问题是基本有答案的问题，人们知道怎么前进，所以时代的主流是有大多数人所能看清楚的；然而在变革的时代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全是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新问题，只有先知先觉的时代精英才可能看见历史的主流，所以历史很容易为少数人或者个别事件所影响，如果处理和反应不当，社会就有可能误入歧途。
误入歧途的后果可能使社会的发展前功尽弃，可能使一个社会多年来的苦心经营化为泡影，至少会让变革时代的路更曲折更坎坷。在和平和发展的时代里，就像在宽阔大道上开车一样，一般的新手也是可以胜任的；然而，在大变革时代里，就像在崎岖山路上开车，如果不是技术高超的老手当司机，很有可能悬崖翻车。所以在关键的变革时代，关键人物和关键事件极大的影响和决定了历史的发展。
5.2 最危险的时代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果在变革时代里，特殊事件和特殊人物可能会对社会的进程有重大影响。比如，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如果华盛顿总统倒在了战场上，大概美国不会那么顺利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家；南北战争如果南方胜利了，美国可能就会分裂，或者无法发展资本主义。再比如，清朝时候的戊戌变法时，如果维新派更加明智而周全的推行新政，那么中国很有可能走上君主宪政的路。
所以变革时代，特殊的事件和特殊的人物可能会极大的影响变革的社会在将来的一切。当今，人类就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变革时代，这个变革是人类第一次以人类社会为同一个整体变革的。在人类的记忆中，以前的变革都是某一个社会的变革，就算是形成国家也好，统一封建也好，实现共和也好，都是某一个社会单独完成的。在过去的社会变革中，就算走上了歧途，最多也就是这个社会自己遭殃。古埃及无法应对外族的入侵，因此古埃及被灭了，是古埃及的悲哀，但是并不影响人类这个整体。
但是，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正在面临从不统一的人类社会到初步形式统一的人类社会变化的这一变革，人类的战争时代也正在从暴力战争时代变革为经济战争时代，人类的追求正在从追求满足“安全需求”到追求满足“社交需求”的时代。这是涉及到人类整体的变革，如果在这次变革中走入了歧途，人类整体都会遭受到冲击。在历史上，可以与当今这次所处变革相提并论的大概只有人类通过结成群体征服了其他物种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这个事件了，这个事件让人类满足了“生存需求”进而正式追求“安全需求”，但是我们对这个事件已经没有任何记载和记忆了。
这是人类记忆中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变革了。如果这次变革成功，那么就人类会迎来一个追求“社交需求”的美好时代；如果误入歧途，人类有可能会丧失掉追求“安全需求”的暴力战争时代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因为我们当今处在暴力战争的最后一个阶段——无人战争时代，人类的破坏能力已经足以摧毁地球上一切文明，让人类回到使用木头和石头的时代了。
在当今这个时代里什么是变革的正途，什么是变革的歧途呢？人类社会要完成初步的形式上的统一，要进入经济战争时代追求“社交需求”的满足，因此人类要走过无人战争时期，人类社会要形成一个崭新的社会契约，一个符合形式上初步统一的人类社会的社会契约——普世价值体系。向着这个方向前进就是社会发展的正途。然而，如果守旧的停留这个恐怖的无人战争时期，思想和价值观不融合进普世价值体系，那么社会契约就是极端价值体系，向着极端价值这个方向前进就是歧途。
如果人类走在歧途上会怎么样？如果极端价值占据人类社会的价值体系上风，那么人类还会保留着暴力战争思维。人类应该庆幸，希特勒在原子弹的诞生的前夜灭亡了，如果当今再有一个希特勒，人类就真的会回到原始社会时代。
无人战争存在的年限是几十年到百年左右，为什么说有年限呢？一方面因为人类的破坏力越来越强，当今连一些小国也有造核武器的能力了。另一方面因为无人战争时代的和平是极不稳定的恐怖平衡，一旦一个偶发事件就有可能破坏这个平衡。人类应该庆幸，至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发生这样一个偶发事件。但是无人战争爆发的燃点已经越来越低了，如果无人战争时期太长，那么很难避免这种可怕的偶发事件的发生。当今人类进入无人战争时期已经大半个世纪了，已经快到极限了，不能尽快的完成普世价值体系的构建就是人类这次变革的歧途，后果可能会不堪设想。
6.末路还是传奇？
6.1 最衰弱而最关键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绝不是一无是处的，尽管今后的世界格局分布会越来越强的受政治经济的影响，但是当今世界格局很大程度上受文明所左右。伊斯兰世界相对于西方世界更崇尚武力也是事实，东欧和印度都属于中间摇摆的势力。当今的传统中华文化圈内，东方文明主要有三大势力存在，第一方由港澳台新日韩等地组成，第二方由大陆朝越等地组成，还有一个松散的中间势力，由蒙古泰国缅甸等地组成。这三股势力中，松散的中间势力是摇摆势力，而第一和第二股势力正在争夺这个文化圈内的正统地位。第一股势力是与普世价值相容的，第二股势力则更偏向极端价值。
由于伊斯兰世界掌握着维持当今人类文明的石油，所以伊斯兰世界的影响超越了其社会文明程度，其落后的价值观在当今成为一种极端价值。西方世界则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地区，理所当然的代表着当今文明主流的方向，代表着普世价值体系的一方势力。当然，不是说伊斯兰世界的某个国家和人民就一定落后，西方国家的某个国家和人民就一定先进，只不过是大体上而言。在这个人类历史大变革的时代里，当今正是西方文明所代表的普世价值一方与伊斯兰文明所代表的极端价值一方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如果普世价值同化了伊斯兰世界，那么人类历史可以进入一个美好的时代；如果极端价值改变了西方世界，那么人类就会走上暴力战争的歧途，而当今的暴力战争越来越有能力导致人类社会的整体崩溃。东欧和印度是摇摆势力，既没有足够的能力彻底贯彻普世价值体系，也不愿意变成极端主义。这两个文明正好是处在三足鼎立的第三方，使普世价值体系和极端价值体系的对峙相对稳定的存在下去。但是，如前所言，在暴力战争阶段消耗时间就意味着普世价值体系走向失败。
而东方文明则正处在文化圈内部的两大势力对峙时期，也正处于胶着状态。所不同的是，东方文明的第三方势力是这个文明的外围，经济文化政治方面都无法成为三足鼎立的第三方，当今东方文明的胶着状态是两大势力本身实力决定的。
东方文明的中华民族是东方文明最大的主体民族，然而中华民族本身就分别处于东方文明内部对峙的两个阵营中。这是由于历史原因导致的，由于中华民族一直以来客观上为守护全体人类而战斗，今天的中华民族已经伤痕累累、气力将竭。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亡族的危机，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衰弱的时代。
然而，中华民族也是东方文明内部两方势力的主体，主导着东方文明的走向。如果中华民族走向了普世价值，那么东方文明将成为普世价值体系的支持者；如果中华民族走向了极端价值，东方文明将如亨廷顿所说的会与伊斯兰文明携手壮大极端价值体系。东方文明圈无论在人口、面积、经济、政治影响力、文化影响力、军事实力方面都是不能被世界小觑的。在当今世界，普世价值价值和极端价值体系鼎足而立的时代，东方文明如果一旦决定了投向那一方，那么哪一方就可以占据上风成为主导。
所以，当今这个时代，中华民族是在历史上最衰弱的时代。然而，这又是一个“中华民族主导着东方文明走向，进而主导着人类文明的走向”的时代。自古以来，虽然中华民族为守护人类（虽然不一定是自愿的）而付出了不少血的代价，但是不一定为人们所理解和感激，但是当今中华民族成为了这个时代最关键的势力，却是可以为全人类所瞩目。当今这个时代，是中华民族最衰弱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而言最关键的时代。
6.2 末路？传奇？
当今的地缘政治学派有两个著作堪称经典，一个是前面批判过的塞缪尔·P·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另一个则是塞缪尔·P·亨廷顿的弟子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这两个著作所代表的观点正好是当今这个时代人类所面临的两条前途，亨廷顿悲观的认为人类会进入文明冲突的时代，而福山则乐观的认为普世价值体系必然会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其实，处在当今这个大变革时代里，亨廷顿或许过于悲观，而福山也或许过于乐观。这是一次人类有记忆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变革时代，所以是空前关键的。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变革的重要性也是绝后的。
说“空前”好理解，因为这是人类从追求“安全需求”满足的暴力战争，到追求“社交需求”满足的经济战争（至少这种战争的第一个阶段是经济战争）的大变革，而且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而非分为无数群体，而进行的变革。勉强能与这次变革相提并论的只有人类结群爬上食物链顶端，因而由追求“生存需求”到追求“安全需求”这一次大变革，但是这一次大变革已经完全不在人类的记忆史之中了。
说“绝后”这大概是很难理解的，这是因为人类对本次历史大变革的认识还不深刻的缘故。按照暴力战争的规律，越到今天，一种战争方式存在的生命周期越短：冷兵器战争存在至少以千年计，火器战争以百年计，而无人战争则只能以十年计。这个原因是人类越发达人类文明进步就会越快。暴力战争史遍及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记忆，人类经历了上万年时间才满足了“安全需求”方可结束暴力战争史。但是可以预料的是，人类满足“社交需求”的历史时间将远远短于满足“安全需求”的历史时间，因为人类的文明程度在加速。按照马斯洛需求铁律，“安全需求”之后是“尊重需求”，那又是一个追求人人都能有社会地位，人人都受到充分尊重的时代，当然，作为当今的人类，大概很难想象这么一个美好的时代了吧；“尊重需求”满足之后，人类会追求“自我实现”，那是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时代，大家毫无私心，和睦融融，远胜于桃花源的时代。这些时代将经历的历史时间大概会越来越短，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在飞驰。
有一点需要阐明：人类的马斯洛需求铁律难道真的只有五级吗？当人类满足了“自我实现”之后，人类将放弃追求了吗？其实，我认为这个五级的需求中，最后一级“自我实现”对于马斯洛到当今的所有人来说都是模糊不清的。就犹如我们站在平地上看一座高耸入云的高塔，离我们越近，我们看得越清楚，但是远离我们的高塔上端，我们就看不清了。也好像，一个中学生，只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自己不懂的知识，但是不知道这些知识的具体内容。当然，小学的知识对于这个中学生来说就能很明确而深刻的理解了。对于人类需求来说，能体验到“自我实现”的人和事件本身已经很少了，因为这种体验需要将“生存需求”到“尊重需求”都满足的前提下才可能体验到。如果要体验“自我实现”以上的需求，那么首先要让“自我实现”成为常态得到满足，在当今这个时代里，这个要求还过分苛刻了。
将来的“社交需求”到“尊重需求”的大变革时期，人类由于有了记忆史中的本次变革的经验，所以会比当今顺利得多。并且，就算将来的那一次大变革彻底失败了，人类大不了重新开始追求“社交需求”，从开始追求“社交需求”到满足“社交需求”的历史时间会比满足“安全需求”的历史时间短太多太多，所以人类将不必承受今人这么大的历史压力。
但是，人类在当今这个结束“安全需求”的变革时代里，没有历史的经验，看不清时代的走向，很容易变革失败。一旦真的变革失败，无人战争的摧毁力足以让人类回到万年前，重新开始用初级的暴力战争追求“安全需求”的满足。这是不堪设想的。
因此如果文明开始大冲突，那人类就走向了末路；如果普世价值体系占据上风，那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将创造一个传奇。如果，人类能顺利的结束无人战争时代而进入经济战争时代，那么这个大变革时代的一切事件和人物，其影响将远远超越历史，甚至超越后人。在历史上的英雄和传奇都是某一个民族（最多某几个民族）在某一段时期的英雄和传奇，而当今变革时代的英雄和传奇将成为全人类的整个人类记忆史内真正的英雄和传奇。
第三部分：光明前路
7.唯一的光明
7.1 别无他途
中国人在历史上为全体人类牵制住了足以消灭人类脆弱的文明的一个又一个蛮族，最终以自身衰弱和多次灭国为代价（虽然很多时候不是自愿的），李代桃僵让人类走到了当今这个时代。今天的中华民族处于历史上最衰弱的时代，然而却足以决定到东方文明的走向，进而关系到普世价值体系阵营和极端价值体系阵营的对决的势力天平。因此，在最衰弱的时代里，中华民族却成为左右当今人类前途的最关键一个势力。
对于这个势力，普世价值和极端价值阵营，如果明智，自然都是希望纳为己有的。然而，两个阵营所应该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和思维方式。极端价值体系，承袭着暴力战争的思维，按照暴力战争的思维，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可以通过仇恨的挑衅，可以通过通过蚕食和吞并来壮大自己，甚至难免杀人一万自损八千的结果。
说到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在当今这个时代里，形势远比简单的描述要复杂。伊斯兰文明不全等于极端价值，只是相对而言极端价值成分更多些；西方文明也不意味着就是普世价值体系，只是相对而言，普世价值体系更成熟些。两种价值观都在不同的文明集团中相互渗透，以至于呈现出当今的恐怖平衡。在西方社会里，极端价值并非毫无市场，比如前面讲的本位主义就是一种极端价值。极端价值也许会把国家利益上升到绝对高度，而不顾及基本的人道和正义。而人道与正义本身，从长远眼光来看，和利益与明智是一致的，所以极端价值是一种短视而过时的价值体系。
用旧有战争思维，大概会认为让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华民族出现会威胁自己的地位，因此要消灭潜在对手，保持东亚的分裂，从而渔翁得利。然而这看似精明的合纵连横，实则在当今这个时代里已经错误。对于普世价值阵营而言，这一招是真正的昏招。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招是与普世价值体系本身存在相矛盾的，是不符合普世价值观的正义，更不符合普世价值阵营利益的。
为什么为正义观所不容？因为中华民族今天的衰弱是因为受到蛮族和落后思想千年冲击的结果，是李代桃僵的为人类文明发展而衰弱的。中华民族全身伤痕累累才换来了当今时代的文明，对中华文明下手就是在对曾经保护过自己的恩人下手，这在任何文明的正义观中都是非正义的忘恩负义。有人说，中华民族生在这片土地上，所以才能繁荣到足以牵制蛮族，但是事实并不完全如此。生在这片适合于农耕的土地上，的确是上天给中华民族一个发展的舞台。但是如果没有中华民族自己的奋斗，中华民族依然不足以抵御和教化强大的草原民族。在古代，农耕民族要想与游牧民族武力对抗，必须成为强大统一的帝国。如果中国不选择统一的帝国制，中国是不可能打败和同化一个又一个蛮族的。而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制，在古代这个交通不便，管理难一的时代里，如果没有强大的文化和经济优势，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没有儒家的仁爱和宽容，没有法家的律法和管理方式，没有墨家的狭义，没有道家的洒脱，没有后来对各家的融合和发展，没有中国智慧处理一个又一个在古代看来不可完成的任务，就不可能维持一个足以与草原游牧民族抗衡的中原王朝。而且中华民族的李代桃僵多是被动为之，但是也的确因为“怀柔远人，厚往薄来，恩施天下”的大气文化而多次主动扶弱济贫。四周的小族基本上也没有因为国弱而被欺凌灭亡。
因此，中华民族通过自己的努力，被动也不乏主动的，为人类战斗而衰弱在地。如果这个时候，历史上受恩的民族却认为中华民族碍眼而欲压制或灭之，这是为正义观所不容的。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在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后都不会愿意做这种悲惨的英雄。（无知之幕是一个假想的状态，人在这种状态下，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其他一切信息，单凭道义和常识制定社会的游戏规则，这样制定出来的游戏规则通常是更加正义的，因为如果制定了不正义的游戏规则，制定者在拉开无知之幕后可能处于受非正义压迫的一方）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信仰正义。从普世价值体系的利益观的角度来说，欲图打压分裂或灭掉中华民族的想法，也是愚蠢的。普世价值阵营的目的就是要初步统一整个人类社会，这种统一不同于征服，初步统一后的社会需要各民族都要认同这个社会，这样才可能签订普世价值体系这一社会契约。因此这种融合应该建立在各民族共赢的基础上，如果一个民族被打压分裂，这个民族必然会感到灭亡的威胁，威胁到民族“安全需要”的生死关头，民族必然燃起暴力战争思想情绪，这是与普世价值体系的目的南辕北辙的。
就算一个大民族真正被成功分裂了，那么这个民族就变成了几个民族，民族与民族间的社会契约就作废了，民族成员的固有人权不被另一个社会承认或者承认力度减弱，那么这一群分裂出来的民族的价值观就更加偏向于极端价值观。所以普世价值阵营如果分裂了一个民族，反而会培养出同样多人数的极端价值阵营的敌人，这是为渊驱鱼的行为。
在正常状态下，一个民族越大越统一，这个民族越容易向普世价值体系发展。除了上面的原因之外，也是因为在强弱关系的对比下，一个大的民族的利益更容易让其维持公义，而小的民族则更容易通过破坏这种游戏规则来获利。比如，原油价格国际定价是一个秩序规则，产油小国会更倾向于通过卖出比国际价格低的价来薄利多销，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产油大国则更倾向于维持这一秩序，因为产油大国如果压低价格只会使油价整体下跌，而减少自己的收益。对于一个大民族而言，普世价值体系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大的民族不太有“安全感”的不足，另一方面大的民族更会认为一个普世价值的时代符合其未来的利益方向。
极端价值的魔掌可能从任何一个文明伸来，中华民族应该警惕极端价值的侵袭，同时也应该尽力摆脱自身的极端价值。普世价值体系一方应该着重帮助中华民族施行更好的普世价值体系。这是我们走向光明前途的唯一途径。
7.2 归亚
为了世界也好，为了自己也罢，一个具有全球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应该重新站起来，重新繁荣起来。但是，由于不断丧失的文化和自信，不断丧失的经济地位和国际地位，许多中国人感到对前途十分迷茫。于是就有不少怪论出现，当今最大的怪论就是“只有通过破坏掉中国的传统文化，给西方文明留下空间，中国才能进入文明时代”。这个谬论在前面已经深入批评。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破坏了文化，一个民族就散了，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能和睦而不是反目？就是因为有民族认同，没有了民族文化，那么民族就无从认同。所以灭文化，就是灭族。
而且，已有文化也是一个民族学习更先进文化的基础。就恰似一个中学生必须有小学的基本知识才能学懂中学知识，如果一个人把小学知识忘掉了，那么还是得先补习小学知识，才能跟上中学课程的步伐。破坏了已有文化就是破坏了一个民族学习更先进文化的能力。而且中国的文化基础并不差，同样是英国殖民地，没有文化积淀的国家，很多至今还是最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但是香港和新加坡则成为了世界最富的地区之一。只要中华文化接触到现代制度，马上开花结果迅速发展，港澳台新都是如此，这不证实了中华文化本身的顽强的生命力吗？
有人一再攻击中国到近代以来落后的事情，把罪责推给中华文化。但是中国正是在落后文化统治，经历了参考的文字狱，中华文化遗失殆尽的清朝才落后于世界的。为什么日本变革那么顺利？一方面，日本文化没有被破坏，即使向西方学习也是“和魂洋才”紧紧抓住自己的文化核心，然后大力学习西方。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岛在当时的西方殖民者看来价值不大，因此虽然有黑船事件等事件的冲击，但是并没有像中国这样被全世界的殖民者盯上，所以日本才有喘息和发展的机会。
说到“文化核心”什么是文化核心呢？其实这是个很深的问题，需要诸多伟大的思想予以诠释。但是这里提出几个例子，正确与否可以讨论。比如，以本民族文化的思维和语言為工具承载的“公认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核心”。譬如，有一种价值观，孔子把它叫“仁爱”，墨子把它叫“兼爱”，佛教把它叫“慈悲”，西方人把它叫“love”，还有人管它叫“博爱”，虽然人类普遍认识和公认这种价值观，但是对于这种价值观的理解深度、广度、侧重点和解释是随着不同的文化思想环境而不同的；还有作为“文化核心”的“思维方式”，现在的人把它叫做“客观”，很显然，不同文化对“客观”理解的深度、广度、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只有抓住了文化核心，才能用自己和自己民族可以理解的方式来正确的号准时代的脉搏。
孙中山认为，在各行各业，人的天资都可能是不同的，因此各行各有都存在着有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在时代问题上，先知先觉者一叶知秋，以最快的速度看准了时代的脉搏；后知后觉者可以在先知先觉者的启示下也明白时代的方向，然后指导不知不觉者推动社会前进。这三者之间的沟通正是通过“文化核心”为交流语言的。一个民族没有了文化核心，先知先觉者即使知道前途，也无法得到全民族的共鸣和支持。
文化的繁荣为何如此重要？因为导致一个国家国力富强的“科技大飞跃”出现之前，国家必将经历一个“思想文化的大飞跃”。在推动时代车轮的瓦特的“蒸汽机”问世之前，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和法国的“启蒙运动”。欧洲先为世界贡献了达芬奇、米卡朗基罗、莎士比亚、孟德斯鸠等等无数的思想家和文化名人之后，才进而为世界贡献出了蒸汽机、汽车、汽船等先进的科技。同样的，日本的科技腾飞之前，在“明治维新”的时代召唤下出现了吉田松荫、福泽谕吉、夏目漱石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明朝在《本草纲目》、《天工开物》这一系列科技成果出现前，王守仁创立了阳明心学。
思想文化的大飞跃必然是建立在对自己文化的发展而非毁灭之上的。全世界大概只有近代以来的无知“新青年”才会认为毁掉自己的文化，可以壮大自己的民族。这个思维放在哪儿都是匪夷所思的。
说到文化，与体制有关系吗？必须承认的是，一定是有关系的。在元清时代，很难出现文化的大飞跃，因为文字狱伤及到了文化的发展。一个好的体制自然会促进文化发展，一个不好的体制一定会阻碍文化发展，这是主要的关系。但是文化本身也反作用于制度，拥有好的文化基础的文明，会更好的推进制度的发展，一个差的文化有了好制度也不一定可用。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积淀的民族，一个完全落后的原始社会，就根本不可能施行先进的制度。
现代制度需要门槛吗？当然是需要的，在古代就不可能实行现代制度，因为许多配套设施跟不上，没有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怎么可能进行竞选演讲？没有基本的社会常识，人民也不知道能选谁不选谁。但是，必须说清楚的是，在当今这个时代，任何国家社会的发展程度都已经达到了现代制度需要的门槛，除非是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因为当今这个时代，人类已经处在结束暴力战争将进入经济战争的时代了，现代制度需要的前提条件早就达到了。当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肯定已经超过了美国几百年前建国时候的发达程度了。
一个民族不能破坏而只能发展自己的文化。很多人要拿《脱亚论》说事，但是如果真正看过这篇文章的人就会发现，福泽谕吉从来没有说过要破坏自己的文化，他只不过说中国衰落了，已经不值得日本学习了，日本应该以欧美为师。学习强者正是日本的一个文化核心，日本不但没有抛弃自己的文化，和魂洋才的日本反而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今天到日本去看看，传统文化保留的非常完整。文化真正被破坏的地方正是当今落后的地方！
中华民族今天必须归亚，必须找回被自己破坏的文化，并利用西方发达的文明发展和完善中华文化，只有这样中华才能找回自己民族的灵魂，恢复中华的元气，让中华的人民能富裕而有尊严。
7.3 王道与霸道
孙中山说，在中国富强之后，不能走帝国主义，不去欺负弱小民族，而应该济弱扶倾。
中国在强大了几千年的时间里，朝鲜、越南、琉球这些国家都还在，而帝国主义才刚刚侵入东亚几十年，就把这些小国弱国给灭掉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历史上以来对外政策就是行王道，而帝国主义用中国古话讲就是行霸道。
当然，这里的王道和霸道，也许词义与古代词义有所不同，古代的王道是儒家倡导的以德治天下，而古意的霸道则是法家倡导的以武力和法律治天下。然而，这里的王道和霸道主要指外交政策，指对待其他民族的政策。这里的王道指用非暴力的方式同化、教化、融合异族，其实是集合了儒墨道法佛家各家所长，并发展出来的中国柔和而光明正大的对外政策。而这里讲的霸道，则是用暴力手段强迫征服其他民族，使弱小民族名义上成为自己的臣民。中国古代也有这方面的思想，特别是早期法家思想中很多，但是这历来都是被中华后人所诟病的。
中国在秦朝时期，实施了完全的法家思想，所以也在外交方面实行了霸道，“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但是武力如此强盛的秦却二世而亡。此后的中国在对外政策上主要是以王道为主，很少出现霸道。而且在秦以前，中国对外政策依然是以王道为主旋律的。
有人也许会说，既然中国人以王道为主旋律，那么中华民族的国土为什么会变成如今这么大呢？这不正是夺他族土地而来的吗？但是，这么说就是对王道的认识不深了。王道并不是维持分裂，而是“定乎内外之分”：中华民族用非暴力的方式与外族同化，这种同化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取长补短。比如中国人当今生活中的高桌大椅，是从西域传来的，汉代的中国人和今天的日本人一样是席地而坐。中国古人的服饰、实物以及语言词汇都是深受外来文化影响。这种良性的相互同化，使得两族相互认同和同化，最终成为实质上（可能非名义上）的一族，从社会契约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两族经过同化最终签订了大家都满意的社会契约（偏向于第二契约内容）。所以，这个时候两族期望在王朝更替的时候统而为一（相当于签定第一契约，因为在没有第一契约保证下，维持第二契约会很辛苦），这并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已经是民族内部的整合。就好象两个感情深厚的情侣，两人自愿结成夫妇成为一家。至于感情没那么到位的越南、琉球和朝鲜，中国并没有逼着这些民族和中国统一起来。中国对这些弱小民族和国家实行的是宗藩体制，只要承认我是盟主就行，不强求对外族的统一管理。
当然，不能不说中国历史上的确有少数中原王朝倚强凌弱，但这都不是主流。而且在元朝和清朝，外族统治导致了许多并未与汉文化完全同化的地方并入了中国版图，但是这是非汉族对汉族侵略造成的，而不是汉族对外族侵略造成的。以上两个原因导致中国当今是一个汉民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但是传统的中国王道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民族自治，把这些民族视为兄弟，但是不使用暴力的方式要求强迫的同化，而是让时间和交流来正常融合。这也就是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精髓所在。
霸道则与王道被道而驰，霸道的对外政策是借助暴力手段，强迫的毁掉他族语言、文化和国土，粗暴的灌输自己的文化，让弱小民族由一个很屈辱的方式被同化。如果说王道是先谈恋爱再结婚的话，霸道的帝国主义就是山贼杀人父兄，抢人妻女，就算是抢回去作押寨夫人，弱小民族也会感到不平而有所不满。
王道和霸道正好是普世价值体系和极端价值体系两种不同体系处理民族间问题的两种方法。王道中充满了博爱和宽容，而霸道则是极端的暴力战争的思维。所以，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传统的中华文明甚至部分的超越了时代。
霸道在今天这个时代里，越来越显现出其弊端。所以，二战以后，由霸道维持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迅速瓦解，这是由于暴力维持的帝国主义霸道并不能真正让民族融合，如果不能把暴力维持变成非暴力同化，那么帝国体系必然矛盾重重，最后不得不瓦解。
当然今天所在的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变革时代，所以暴力战争思维和霸道依然有其市场和生存空间，甚至在一些问题上依然比王道有效，这就是变革时期的吊诡，不能用教条式的方法而必须实际问题实际分析。但是，即使有特殊时刻需要用到霸道，霸道也只能是短暂的权宜之计，必须尽快的转回王道。从长远来看，不论从道义上来讲还是从利益上来讲，王道才是唯一符合符合普世价值体系的现代社会所应该采取的对外政策。
在历史上，日本属于东方文化圈内的国家，但是近代发达之后却走上了霸道的帝国主义。这是日本之殇，更成为东亚之祸端。其实在时代问题上，先知先觉者从来都是少数，日本人也不例外。霸道的效果是很容易看出来，而处于强势的一方却又很难看清霸道的弊端。对于信奉王道的人，如果没有高深智慧，却也只能看到其道义的一面，而不能明白其对自己长远利益的一面。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并非没有人看到王道的利益一面，但是更多的人只知道霸道的好处。当时日本看到并能理解王道的先知先觉者有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胜海舟，另一个是其弟子坂本龙马。胜海舟主张联合东亚的中日朝，然后共同发展，因此也得到了中国人的尊敬，但是胜海舟是幕府旧臣，不可能在维新政府中有太大的影响，所以维新之后碌碌无为。坂本龙马是维新派，并且提出了指导日本维新时代的蓝图，首次提出了“日本国”的概念，其尽量避免暴力的思想精髓依然令今人感叹，这样的人（而且他是胜海舟的弟子）不可能不知道王道才是国家长久利益的途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坂本龙马在维新胜利的前夜被刺客暗杀，所以后来维新政府内霸道势力抬头，最终从征韩论到妄图征服全世界的法西斯帝国主义国家。坂本龙马的其他推动国家发展的方案可以纸上嘴上道出，然而王道的思想还没有来得及实践，就匆匆离世。没有了王道思想，日本维新政府犹如马车夫只有鞭，却断了缰绳一样，最终把日本引向了损人不利己的法西斯战争，给亚太人民带来无尽伤痛的同时，也把自己几十年来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今天的日本即使重新成为了世界级的富国，但是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价，在历史问题上也是无道义可言的。在近江屋内，刺客挥刀砍下的是日本百年的太平之路，更导致了亚太人民，特别是东亚人民的无尽伤痛。这也正是前面所说的，关键时刻的关键事件和人物可能极大的影响和左右历史的发展方向。
8.民族、民权、民生
8.1 民族
一个民族的形成是由几个自然力导致的主要是：血统、生活方式、语言文字、文化信仰、风俗习惯。一群人之所以能形成一个民族，主要就是由这五个力所凝聚起来的。但是这五个力根据民族的具体情况对于民族的凝聚强弱效果是不同的。在民族很年轻的时候或这个民族人数很少的情况下，血统、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对于民族的形成是极重要的；但是对于一个像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血统已经不是维持民族存在的主要力量了。
因为我们民族是经过长期混血而形成的，中华民族长期与外族通婚并同化外族，所以今天的中华民族除了流着炎黄的血也有流着鲜卑的血、契丹的血、党项的血、女真的血和蚩尤的血。所以血统不足以成为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凝聚力量了。同时，中华民族是一个大民族所分布的区域十分宽广。因此，统一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是很难高度维持的。北方人过年吃饺子，南方人过年吃年糕，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因为地理条件的限制，不同地方会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更是如此，上海的风俗、广州的风俗、北京的风俗，不同地方就有不同的风俗。因此对于今天我们这个地理分布广大的古老民族而言，血统、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对民族的凝聚效果是不很大的。
维持我们民族存在的凝聚力，在今天，主要是语言文字和文化信仰。先说语言文字，由于中华民族的地理分布很广，所以语言的高度统一是很难做到的，在山区，很有可能翻过一座山就有一种方言。尤其是在古代那种交流不方便的时代，两个地方的人交通不畅就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方言。但是，中华民族非常智慧的采用了会意文字——汉字，因此虽然两个地方的人通过语言交流有障碍，但是文字交流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统一的汉字的存在有效遏制了方言间的进一步分化。为什么当全世界都是封建时代的时候，中国可以长期维持这么大的一个帝国、这么大一个民族？汉字是功不可没的。今天欧洲的国家不论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虽然都是从拉丁语中演化出来的，但是两个国家的人如果不会对方的语言，不借助翻译就无法交流，所以欧洲形成了这么多民族。原因就是，西方文字是拼音文字，文字随着读音的不同而变化。
所以，汉字对于中华民族的存在有着极特殊的意义。如果不是必要的，绝对不能随便在汉字上动刀。然而，许多人无知“新青年”并不这么想，有人提倡汉字要拉丁化，要用拼音代替汉字。我并不反对用拼音来为汉字注音，因为这是一种辅助方法。但是如果要用拼音来代替汉字，那就等于促进中华民族尽快分裂。且不说汉字中许多同音字很难用拼音完整的表达意思，单说广东人如果用自己的读音来写一封信，北京人能看得懂吗？有人说，韩国不也完全放弃了汉字而使用注音文字了吗？但是不要忘了，相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韩民族是一个小民族，分布区域就在半岛上而已，如果中华民族愿意分裂成许多个像韩民族那么大的小民族的话，也许可以考虑用注音文字。而且，韩国现在也在讨论要恢复汉字，因为没有了汉字，韩国的语言会有一些困惑，而且历史和文化上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妄图毁灭汉字，就是在妄图毁灭我们这个民族。
说到汉字，简体字和正体字各有自己的支持者，并相互攻击。正体字的支持者认为简化字割断了历史；割断了汉字间的内在联系，反而影响汉字学习效果；使汉字丧失了美感；一简体对多正体的情况，也造成了汉字内涵的遗失。而简体字的支持者认为简化字书写快捷方便，使字体缩小，利于电脑文本输入，不要求电子设备的高分辨率，利于学习等等。
其实这两方的论点都是不着要害、无足轻重的。说简体字割断历史，可是历史上的大篆变小篆、隶书变楷书不都成了“割断历史”了吗？说简体字缺乏美感，那么历史上的宋体字的出现不也消除了各家书法的美感吗？说影响汉字内在联系等观点更是小问题，用简体字不是也可以很好的交流吗？但是说简体字书写快，便于电脑输入和分辨率，这却也是个无意义的“优点”，因为电脑的普及让我们越来越少用笔书写文字，电脑的飞速发展越来越不需要用户们顾及分辨率和储存空间的问题，电脑发展到今天不过几十年历史，难道我们改革汉字也就是为了让我们的民族用几十年吗？说简体字利于普及文字更是无稽之谈，当今使用正体字的港台的文化普及率可远远高于使用简体字的大陆，文化的普及是与教育投资有关，而不是用什么字体。
当今汉字的最大问题是，民族在没有达成一致之前，大陆就擅自简化汉字，这就导致了同一个民族用了不同的汉字，破坏了一个民族内汉字使用的统一性，也就削弱了民族内的认同。因为汉字是把我们凝结为中华民族的一股有效而重要的力量，使用汉字的字体不同就意味着交流的不便和民族认同感的下降。这就是简体字的原罪！日本也简化了汉字，但是日本是同一个民族同时简化汉字的，所以并没有破坏民族内汉字的统一性，也就没有因此削弱民族内部的认同感。
所以，汉字本身该怎么写还是次要问题，最主要问题是要让同一个民族写同一种字体。因此，统一汉字是避免民族分裂的必要措施。当然，当今这个时代，蛮横的暴力方式已经过时了，什么事情都应该商量着来；而且，如果有长远的眼光的话，东方文明要相互融合，汉字是一个最有力的媒介。所以，统一汉字应该在整个汉字圈内进行，这样可以避免今后的重复建设。因此，应该召集所有汉字使用地区的代表，共聚一堂，相互讨价还价，最终制定出一套所有日常用字的统一字体，而且中华要带头普及这个统一字体。
除了文字之外，中华民族另一个重要的凝聚力量是文化信仰，可惜这也是中国大陆当今被破坏的最严重的部分之一。
孙中山总结了中国固有的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说到这个“忠”，今天很多人批判，但是正如孙中山所解释的“在国家之內，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沒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于国呢？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民是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忠”就是做事的态度而已，认定了一条正确的路，就是矢志不渝、不惧艰难的去实践。这个道德放在哪儿都是一个美德；“孝”是对父母而言的，倡导一个和睦的家庭就是父慈子孝；至于“仁”，其本意是“把人当人”，用社会契约的语言来说就是“尊重他人固有人权”，要“己之不忍勿施于人”；“爱”则是一个最普遍的普世价值，自是不必细说的；“信”在当今尤为重要，因为我们进入一个经济战的时代，信用是一个人在这个时代里的最重要财富，讲信用不止是道德问题，而且是维护自身长久利益的一种智慧；“义”是道义的问题了，正义是一种极高的道德追求，和“信用”一样，用长久的眼光来看，正义也会给实施正义的人以利益；“和”是维持融洽的社会关系，这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要求；“平”就是做事做人不极端。这些固有道德，从长远眼光来看，也都是一种利益，古人说“仁者无敌”也是有道理的。这都是与当今普世价值观一致的价值观，却在今天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我们民族如果没有了这些共同的文化信仰，那么就真的散掉了。如果一个民族内，各行各业的人相互攻击成为常态，各个地方的人相互攻击成为常态，甚至男女相互攻击，老少相互攻击，这就说明这个民族内部已经没有了凝聚的力量，社会成员没有相互的认同，那么这个民族就要灭亡了。
我们这个时代正在从一个一个的民族走向初步融合的整体人类，因此各族的“民族主义”必然会相互融合为一个“世界主义”。在讲“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关系的时候，孙中山讲了个寓言来比喻“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关系。他说“世界主义”就像一个中奖的奖卷，而“民族主义”就像放置这张奖卷的一根竹竿，这根竹竿是一个挑夫的唯一财产，挑夫知道自己中了奖，所以就高兴的把竹竿扔到海里去了，那就是把奖卷也一起扔进海里了。当然，孙中山自己也说这个比喻不伦不类。也许另一个故事更能阐述清楚“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关系：一个人种了葫芦整天想着要葫芦，可是葫芦叶子被虫蛀了，有人告诉他要灭虫，但是他说“我要的是葫芦，不是叶子”，后来叶子枯黄了，葫芦也不能长成。“世界主义”就是今后人类要的葫芦，但是“民族主义”是葫芦的叶子。我们民族只有通过“民族主义”团结成一个民族才能发展自己的民族，进而融入大同的世界。否则，一个民族没有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民族就会散掉，人民生活水平就会下降，即使将来被同化到其他民族进而进入大同时代，这个过程对于没有民族的人而言也是屈辱而痛苦的。
如何能恢复我们民族的凝聚力？首先要做到不继续破坏我们自己的文化，然后还必须回补自己的文化。说到如何回补，大家又会东一句西一句，无法达成共识了。但是，一个常识就是我们要走最安全最有把握的路。当今中华文化保留最好的地方是哪里？当然是台湾，全盘台化，全盘向台湾学习当然是最稳妥又最有效最无坎坷的方法！
8.2 民权
按孙中山的解释：“政”就是大家的事务，“政治”就是管理大家的事务。由谁来管理大家的事务就是“政权”，由君来管理就是“君权”，由民来管理就是“民权”。所以民权是一种符合普世价值体系的民主权利，是一种符合当今时代文明的社会契约（偏重于第一契约）。所以，对于民权而言，其本质还是一种社会契约，因此是部分（而非全部）的固有人权交换而来的权利。因而，民权是建立在社会基础之上的，是有机组成的社会的一部分。并且不能被滥用于侵犯他人固有人权，不能将他人合法私有的财产瓜分。民权是一种权利，这种权利按照社会契约，是由社会义务交换而来的，因此掌握着民权的国民有义务将国家引入美好的未来，有义务遵守国家合理法律制度，有义务为国家的前途而不懈努力。反过来说，有义务推进国家进步，有义务遵守国家法律的人，就理所当然的应该拥有“民权”。
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平等”之上。那么什么是平等呢？主要是指后天政治上的平等，而不是说强调人的先天才能必须一模一样。在各行各业，都有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这是先天决定的。平等不是让这三种人干一样的活，得一样的报酬，负一样的责，这种平均主义正是大陆三十年前走向崩溃的重要原因。平等的目的是让人人都能做自己的才干可以胜任的工作，好司机就去开车，好医生就去治病，好厨子就去做饭，在这个社会大分工的时代里，人人都能做那些可以发挥自己才干的工作，这才是平等。因此平等是不是结果的平等，而是机会的平等，给每个人以同样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才干，创造美好的未来。
如何构建一个稳定的“民权主义”国家呢？世界的经验是“分权”，所谓分权就是把国家机构的“治权”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但是实质上，很多现代国家也用相对独立的机构来主持对公务员的考试和对政府的监督，也就是考试权和监督权，当然这后两个权利是相对而言独立的，然而在实际中，这两个治权也有许多部分与前三个治权相重合。这五个治权是孙中山明确提出的概念，通过分权让治权各尽其职，这也是社会分工所必须的。
孙中山希望建立一个全能政府，人民通过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来直接管理国家机构的五个治权。也就是，人民掌握政权要求国家机构把国家治理成什么样，就像出租车的乘客告诉司机要去的目的地；国家机构掌握治权具体操纵国家的政治方向，就像出租车司机负责把乘客送到目的地。而乘客也应该充分相信司机，不插手司机的具体路线。不能不说这个政权和治权分开的设想是非常精彩的。然而，必须看到，这种完美的结构在当今还无法完全贯彻的，这是因为人类的文明程度尚未达到的原因造成的。由于权力对人的诱惑太大，在当今而言，如何约束一个权力远比如何发挥一个权力更重要。人们尚未找到如何充分用民权来管理治权的有效手段和机制。所以，这种超前的理想还是无法马上完全实现的。
但是，不能不说这个社会结构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社会结构，人类社会也将向这个“人民掌握民权管理全能政府”的社会结构发展。为什么呢？因为今后的社会分工会越来越明显，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来做是最好的。正如医疗事故的鉴定要由懂医疗的人才能做，大船也需要由能驾驶大船的船员把舵。对于一些行业而言，我们今天的文明程度是可以满足“专门领域专家管理”的。但是就国家这个整体而言，今天的文明程度还是无法做到的。
为什么我们能放手让专门领域由专家把控？这有两个重要的条件，首先是人们对专家的信任和专家对自己领域的责任感，如果一个专家用自己的领域谋私，用专业的术语欺骗大众，这个专家就不被信任。如果这种专家多了的话，这一行业就无法维持“专家把持专门领域”的局面。如果人们失去了对医疗事故的鉴定小组的信任，那么医疗事故鉴定制度就会崩溃。另一个条件是有成熟的机制处理违规行为。因为难免有专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会做出无职业道德事情，但是如果有机制可以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事后可以处分违规者，亡羊补牢，那么这种“专门领域专家把控”的体制才是可以维持的。
孙中山的构想就是“人民通过民权委托政治专家指导国家前进”的体制，这种体制当今面临了以上的两个困难，这些问题只能等将来文明发达后才能寻求到答案了。
但是，分权机制和选举机制在当今的发达国家是非常完善的，因此是可以实行的。如何实行呢？当然还是走最有把握的路，对于中国而言，最有把握的路就是台湾之路。不必去争论这个政策那个政策符合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台湾已经做到了，而且做得不错，中国就可以原原本本的向台湾学习。台湾人中有全国各省的人，文化也是集中了全中国各地的文化，甚至语言都是国语，所以台湾是一个微型版的全中国，台湾能施行的政策中国就能施行。台湾怎么做，全中国就怎么做；台湾丢弃了什么，全中国就丢弃什么；台湾保留了什么，全中国就保留什么。这么做的话，就可以避免无意义的争论，使中国以最安全的途径通向现代文明。
说到五权分立，其中司法独立是重中之重，司法独立了分权就完成了一半。而立法权和行政权是两个最活跃的权利，但是许多具体事务又很难分清，因此不能不考虑到这两个权利的相互平衡。所以中国可以考虑设立一个首都和三个副都，首都用来放置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国家机构，三个副都分别用来放置司法权、考试权和监督权的国家机构。这样可以通过中国地理优势，尽快的实现分权体制的构建。
8.3 民生
前面说民生是历史发展的原因所在，民生就是不断满足人民对“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更高要求。要想让人民生活更美好，应该怎么做呢？
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一个平凡的人只有满足了“生存需求”才会去追求“安全需求”，满足了“安全需求”才会去追求友情爱情和归宿感，然后才会去追求社会地位，最后才会去追求高尚的道德。虽然，这个理论可能被一些圣人或愚人所突破，但是对于社会整体来说，满足不了低层次的需求，大多数人就不会去追求高层次的需求。要想一个社会和乐融融、生机勃勃，这个社会的基础必须很结实。
孙中山在“民生主义”中的阐述主要是围绕着人民的“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的，因此主要期望达到人人衣食住行无忧的时代。但是，今天的文明程度而言，这些都是可以达到了的，任何国家只要不折腾，一定可以让国民生存下去。今天需要更进一步追求更高的需求。
要追求更高的需求，社会必须首先能扎实的满足人民的低层次需求，没有基本的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人民就会生活在恐惧之中。没有完善的义务教育体制，人民就会生活在绝望之中。低层次的需求满足是必须的，因此社会首先需要完善医疗、养老、保险和教育体制，让人人都能看得起病，人人都能养得起老，人人都能不惧天灾人祸，人人都能享受义务的教育。
说到失业的人群是平等机会竞争下的失败者，因为个人能力的不同，可能有不同的结果，事业上的失败者可能失业可能无积蓄养老。如果对这些人置之不理，会导致社会的动荡，而且也是违背普世价值观中的博爱原则的。所以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是弥补机会平等原则的不足而产生的，是非常必要的社会保险。养老也好，失业保险也好，都是人民把钱放到一起然后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因此只要不去挪用这笔钱，那么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是很容易做到的。国家如果能再多进行一点投资的话，那么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会做的非常好。
义务教育的投资是非常必要的，教育的平等是社会平等的基础。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因为出身家庭的富裕程度和出身地区的富裕程度而有不平等的教育机会，那么这个国家的社会平等就无从说起。通常的义务教育指小学六年初中三年的教育，这是提高国民素质、提供社会平等的基础教育。所以应该由国家承担，必须要让每一个适龄儿童享受义务教育。学校应该提供完全免费的午餐，在山区和交通不便的地区，学校还应该提供充足的免费宿舍和全天的饮食以供不方便回家的学生住校。不论再偏远的地方，学校一定要达到基本的教学基础要求，不论软件硬件都应该齐全，至少应该提供给孩子们一个美好的童年。即使在最偏远的地方，对教育的投资绝对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学校会成为贫穷地区的文化中心，带动贫困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所以，对于教育的投资绝对不可以吝啬，私营学校和特殊学校只能是公立学校的补充。公立大学教育则应该提高贷款力度，提高奖学金力度，保证每一个公立大学的大学生都不会因为学费而无法上学。高中阶段也应该列入义务教育，至少保障能够考上高中的学生应该享受到和初中小学一样的免费教育，这样才能衔接好初中以前的强制性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通路，让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能顺利读完书。
发展教育的意义还远不止如此，孙中山说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人口压力。但是单单用鼓励生育的方式来抵抗这一压力又会出现许多问题，当今而言平均一个正常的家庭应该有1～3个孩子左右，如果太多的后代，就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当今这个时代里，如果能大幅度提高国人素质，进而提高国家地位，那么就可以缓解这一压力。因为现代的世界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一个强的国家可以争取到更多利益，如果国民素质提高，国家变强，那么每个国民能争取到的利益实际上就多了，这样不通过一味的增加人口，而是鼓励提高人口素质，提高国民的含金量，这样就可以应对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人口压力。比如，朝鲜和韩国，国土面积差不多，但是朝鲜不注重民生，而韩国注重民生，所以韩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好，口碑也好，经济富裕程度也好，文明程度也好，都远远胜过朝鲜。韩国比朝鲜更加具有抵抗帝国主义人口压力的能力。
前面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义务教育在发达国家都是做得非常好的了。但是医疗保险制度在任何国家几乎都无法做得完美。这大概由于失业也好养老也好教育也好，都是面对特定人群的，但是医疗是面对全体国民的，谁都有可能生病，就算不生病也想更健康。所以，一个社会对医疗资源的需求是无限的。但是一个社会的医疗资源本身是有限的，任何一个人占据了过多的医疗资源，就意味着其他人会因此失去医疗资源。因此如何分配医疗资源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虽然几乎所有国家的医改都是失败的，但是世界上也不乏相对有效的医疗体制值得学习：
要做好医疗保险体制，首先，国家对医疗的投入必须足够，起码应该达到国际平均水平，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其他的任何理由都是借口。
其次，医疗体制应该针对病情大小分别处理，病情大小则可以按照支出费用等因素来区分，小病的医疗体系可以采用公立医院、私立诊所、社区诊所、学校诊所和医疗保险等方式分担，公共医院可以提供免费或者廉价的医疗，但是可能会导致病人数目增多，所以要用私人诊所、社区诊所和学校诊所分流小病人群。小病的医疗大概应该以私立诊所为主力。而小病的医疗保险则可以减轻小病费用花费。由于自己必须承担一部分小病费用，因此不会招来哄抢医疗资源的情况，而公立医院和医疗保险等社会救助体系也可以分担穷人负担。
大病则应该由公立医疗为主体，私立医疗为辅助的方式承担。由于小病已经分流了大部分病患，因此大病的病人数就不会那么多了。大病通常是普通家庭无法承受的，因此应该尽量公费。那么，鉴定小病大病的关键，大概可以通过私人诊所方式实现，因为私人诊所需要赚钱，那么如果把小病说成大病，那么他们就失去了赚钱的机会，如果把大病说成小病他们又承担医疗事故的风险。所以小病的医疗是以私立诊所为主。保障最低收入，鼓励参加医疗保险，则小病的费用不会成为严重的问题。
同时公立医疗体系应该保证医药分离，将药品分为几个档次，A级药品免费，B级药品收部分费用，C级药品收全费。让医生与药品商没有利益关系，同时，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使用收费药品，在开出收费药品之时，必须同时开出不收费的替代药品，让患者自己选择。至于如何让A级药品清单不包含昂贵而无用的药品，大概可以通过向药厂及其受益方收比例税的方法，让其承担部分比例的国民免费医疗的费用，药品贵他们就多出钱，药品便宜他们就少出钱，药品没有用国民就会继续治病，他们就会继续出钱，这样也许可以迫使A级药品廉价而有用，不至于浪费有限的医疗资源。
当然，第三方监察不可以少。独立的监察方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评定医生的医疗。按照义务权利正比的原则，医生的责任非常大，因此医生的考核应该非常严格，医生的收入也应该十足，否则医生还是一样会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不正当收入。
在具体实施上，也许上面的体系依然漏洞百出，但是中华并不需要一步实现。中华首先要投资到位，保证医疗投资占税收的比例不低于发达国家最低水平（至少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然后，第三方监管到位，不论是否拥挤，至少应该有免费（至少廉价）的公立医院。接下来再进一步考虑医药分离、大病小病等体系。
医疗保险的设置应该视为一个过程而非一个事件，怎么说呢？设置医疗保险制度，首先要能让所有有大病的人能得到必要的医疗救助；然后继续完善医疗保险体制让一些一般的病也能得到社会救助；接着小病也可以免费治疗；然后国家能帮助亚健康的人健康起来；让健康的人更健康...这个过程也许是无穷无尽的，社会应该让人们生活更美好。
另外，医生和教师是医疗体制和教育体制的主要实施者，全世界的医生和教师都具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为的就是让这些人不必为低层次的需求烦恼，这样才能保证他们讲职业道德对患者和学生负责。
当然，这些以上的阐述都是对更好的构建民生的畅想，也许会在实践中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就当今中国而言，还不必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当今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还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所以，中国的第一步不是去实现以上的畅想，而是踏踏实实的先追上现代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中国走哪条路追赶世界是最务实的呢？还是向台湾学习，先做到那些台湾已经做到的，然后在考虑全中国一起向更完美的时代前进。
不止在民生方面，今天的中华已经在全方位落后于世界了。因此，今天的中华不太需要标新立异的所谓“原创”思想，因为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世界已经有了定论，前路也是有无数人走过了的。历史上的中国走在世界的最前端，当时的中国面临的问题对全人类来说都是新问题，所以原创者是必不可少的。原创也必然伴随着失败的可能，社会可能走弯路。但是在古代的中国，因为没有任何经验，因此不得不冒着走弯路的可能而原创性的前进。今天则不同，中华已经落后了，中华要到达的目的地是许多国家已经到达了的，中华不必自己去探索新的路了。因此我们应该踏踏实实的向强者学习，老老实实的做一个学生，而不是去追求标新立异，追求所谓的“原创”。等到中华追上了发达国家，那个时候自然一定会有许多新问题，让我们不得不原创。只有认清了自己的处境，才能用正确的方法处理所面临的困难，才能真正走出困境，这就是“知耻而后勇”的道理。
9.大同之道
9.1 普世价值体系的构建
前面一再提到，普世价值体系是一种符合当今这个“初步形式上基本上统一的人类社会”要求的社会契约。之所以强调“初步形式上基本上”这些形容的词汇，是因为要表明今天要达到的这个人类社会的统一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最终状态，也不是实质上完全的统一的人类社会形式。国家和国家联盟依然是国际社会的主体，只是全人类都承认一些基础的社会原则和人道主义，制定了一些全世界通用的国际法。形象的说，就是人人都不把他人视为不可理喻的妖怪。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所有人都在这个“初步形式上基本上统一的人类社会”体系中拥有固有人权，因此才可能真正的签订普世价值这份“社会契约”。
既然是社会契约，就分成两个主要部分，一个部分是强迫性手段实施的部分叫做“第一契约”，这包括各种国家法和公约以及各种强迫性国际通例；另一部分是用引导性手段是实施的部分，叫做“第二契约”，主要就是“普世价值观”以及其他一些非强迫性的手段。因此普世价值体系指的是包括“第一契约”和“第二契约”的总体，而普世价值观是指普世价值体系中“第二契约”的主体。
社会契约的第一契约的遵守人数一般是多于第二契约的。原因是第一契约是强制性的，而且第一契约一般是用于调节和满足人们的低层次需求的，而引导性的第二契约则正好相反。所以，就人类整体社会而言，第二契约的巩固必须以第一契约完成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但是第二契约也能在短时间内促进第一契约的建立，所以也不能忽视人类第二契约的构建。社会契约的成长规律往往是，第一契约前进一小步，第二契约跟上，然后第二契约前进超越第一契约，随后第一契约跟上巩固第二契约的成果，两种社会契约就像人的两条腿一样让社会向前发展。
第一契约更偏重制度上的构建，而第二契约更偏向文化上的构建。就中华当今的现实来看，第二契约已经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了，而中国的当今的问题在于一个好的第一契约未建立。缺什么补什么，这是一个常识，当今中华的问题就是制度的问题，这一点通过对两岸的对比就可以看出来。如果不顾当今的实际情况，而片面的强调文化问题而转移制度问题的视线，甚至希望破坏中华的文化，那么只会把我们民族引向更深的深渊。
其实普世价值并不是当今突然出现的，就像经济战也不是当今才产生的一样。经济战是自古就有，只不过人类以前的战争是以暴力战争为主的。在古代用经济战而不用暴力战争的方式，很多时候是一种高明的手段。普世价值也是自古就有，拥有普世价值的品德，很多时候是被人敬仰的。比如，爱和智慧，信用和正义，这些都是普世价值，全世界先进善良的民族都喜爱的美德。只是这种普世价值在当时是稀缺的，并不普遍。人类社会之间多数还是靠极端价值支配的暴力战争处理社会之间的关系。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人类的暴力战争手段足以毁灭地球，对于极端价值而言，地球太小；然而对于普世价值而言，地球很大。所以，普世价值替代极端价值，经济战争代替暴力战争是必要的。
普世价值体系的依托是一个统一的人类社会，统一的人类社会也是人类经济战争的先决条件。因此，发展和交流是构建普世价值体系的推动力量，因为交流和相互理解是两个民族融合的最基本条件。
宽容是普世价值的一个核心价值，现在的一个苛刻的问题是：普世价值能否宽容或者能否容忍极端价值呢？极端价值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不惜牺牲他人利益的价值观。这种极端的价值观，是否也能为普世价值所宽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普世价值中的宽容是指什么。我们通常意义上认为的宽容是指一个人对自己不认同的观点是否能允许其存在。这种狭义的宽容姑且称为主观宽容。主观宽容强调个人的器量和包容精神。但是主观宽容只是普世价值观的宽容中的一部分。普世价值的宽容主要还是指制度上达到的宽容效果，体系上的宽容，我们姑且称之为客观宽容。一个充分贯彻了普世价值体系的社会，其普世价值主要贯彻于社会的结构之上。一个理想的普世价值的社会当然需要理想的物质条件做基础，这个的社会的结构才能稳定，才不会因为有极端价值的存在而崩溃。一个理想的普世价值的社会是一个社会纠错机制完善的社会，能够在极端价值侵袭下，依然保障住非极端价值者（甚至极端价值者本人）的权利不受侵犯。这包括司法体制，社会福利体制，社会教育体制，社会管理机构等一系列体制作为一个整体而发生的效果，除此之外，通过国民教育和经济富裕，社会公平等，使得主观宽容在社会群体意志中占领绝对的上风，这样我们就不必担心总体的社会宽容会因为极端价值而无法存在。
但是现今时代的文明水平尚还是无法满足总体宽容的理想状态的，因此当今普世价值的社会的宽容度也不可能是如理想状态那么绝对宽容的。某些异常极端的极端主义的思想还是不能被普世价值的社会所允许，比如纳粹思想，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是今天，都是为许多国家零容忍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这种极端思想还具备着摧毁掉现有普世社会价值的能力。
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制度越来越完善，当一种极端价值已经不具备摧毁希望越来越接近理想普世价值的社会价值体系时候，这种极端价值就没有必要去限制了，当一种极端价值只可能在自己的圈子里自娱自乐的时候，普世价值体系对他则是可容忍的——因为他们已经无法实质上的伤害到他人权益了。就像在儿童乐园中，如果有很好的保护措施，家长可以放心的让顽童们爬上爬下。
一个相关的类似问题是：人是否有放弃自己自由的自由？这是自由主义中的一个问题，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人并不具备这个权利和自由。但是我认为在理想的贯彻普世价值的社会体系中，人是拥有这个权利和自由的。
其实这种“放弃自己自由的自由”是一种另类的极端价值，一般的极端价值是侵犯他人权利达到自己目的，而这种另类的极端价值则是侵犯自己权利的价值观。本质上都是侵犯人的固有人权的价值观，但是这种价值观在理想的普世价值社会里依然是可以被容忍的，这是因为一个理想的普世价值社会，有机制保证，一个放弃了自己自由的人，同时拥有随时收回“放弃自由”这一行为的自由，因此放弃自由者，随时可以收回自己的权利。
当然，当今的时代里，没有哪个社会的文明水平能够达到理想的普世价值存在的要求，因此放弃自己自由的自由在当今各贯彻（非理想状态的）普世价值体系的社会里，这个“自由”是受限制的，公民在当今社会里没有权利把自己变成奴民。因此，在当今而言，明目张胆的买卖选票等行为是不应被法律允许的。
不过，这种另类的极端主义比起通常的极端主义对社会的危害要小得多——至少当今社会是如此。在将来社会越来越接近理想普世价值社会的时候，这些“自由”不足以使普世价值社会崩溃和矛盾的时候，它们是可以被普世价值社会所宽容的。
9.2 未来的世界格局
如果人类确定了能走上普世价值体系的正确前途之后，未来的世界格局会怎么样演变呢？
首先看西方文明地区，主要有四个地区，即欧洲地区、北美地区、拉美地区和澳洲地区。这四个地区中，欧洲地区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其他三个地区是原殖民地。但是，欧洲地区与其他三个地区有所不同的是，欧洲民族的血统维持力依然很强，但是其他地区由于是移民国家，血统越来越杂，也就越来越不可能成为民族维持的维系力了。同时，美国是当今第一大强国，欧洲联盟的统一爆发出了极强的经济发展潜力。而在美国国内，几十年后，亚裔、非裔和拉丁裔的少数民族将超过白人，所以美国的文化构成也将逐渐与欧洲有明显差异。因此，美国以及加拿大、澳洲和拉丁美洲，会为了融合各种文化而形成一种非常宽容的普世价值体系。
而对于东方文明来说，如果我们走上了普世价值之路，我们能融为一家，和睦共进。东方文明的价值观也是非常能和普世价值相容的。东方文明本来就具有让各种子文化和睦相处和逐渐融合的优良传统和文化本性。这一文化上的本性其实和美国为首的移民国家将形成的文化本质越来越接近。再加上亚太的政治力和经济力的推动，东方文明将与美国为首的文明慢慢融合形成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包括北美、拉美、东亚、东南亚和澳洲，形成一个以太平洋为内湖的太平洋联盟。
欧洲的民族主义依然在发展，俄罗斯的资源是欧洲所期望的，而同样具有民族主义的俄罗斯也有向西欧学习的优良传统。在未来，俄罗斯将会越来越被视为西方国家，最终欧洲、俄罗斯和东欧将逐渐形成一个北冰洋畔的北冰洋联盟。
当新能源开发和科技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伊斯兰世界会因为发现和重视民族存在的危机而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淡化各种极端的思想，逐渐适应普世价值体系。当今印度落后的一个深层的原因是其社会整合度还有待提高，但是印度的制度逐渐符合普世价值体系，所以可以在不久的未来整合好自己的社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印度和伊斯兰世界也将为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而形成一个雄踞印度洋的印度洋联盟。
黑非洲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地区，但是这里的文明还没有统一，只能看作一种文明地区。所以黑非洲可能会成为前面三大联盟势力争取的一个地区。可能会并入某一个势力，也有可能会因此而独存下来。
这三大势力联盟形成之后，由于三足鼎立，世界可能会稳定一段时间。接下来，由于相互的融合、接纳和认同，世界将融合为一体，那就是一个大同的世界。
9.3 美好的未来
一个大同的时代，一个不论肤色、不论语言的人人都能相互微笑的时代是非常令今人向往的。在那个时代，人类整体就是同一个民族，这个“民族”不是靠血统维持的，因为人类可以自由婚配；不是靠生活方式维持，因为人人都会尊重他人的生活方式；不是靠风俗习惯维持，但是大家都能理解他人的风俗习惯；不是靠语言文字维持，但是发达的科技可以让不同语言者相互之间方便的交流。这个大同的世界是依靠人们的一个共同理念——普世价值来维持的。
当社会文明程度发达到足以应对突发事件，足以应对极端价值的冲击的时候，人类的大同就完成了。当然，那时候的人会追求更高的需求。但是站在今人的角度来看，那是一个人民不再会感到生存威胁和安全威胁的时代，那是一个无比美好的时代。
但是在畅想美好未来的时候，我们需要再次回顾当今这个时代的十字路口，今天正处在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历史变革时代。如果人类可以用普世价值战胜极端价值，那么人类就可以走上这条美好的发展道路；但是，如果极端价值胜利，人类从古至今的所有发展成果都可能成为泡影。在变革的时代里，许多平时一目了然理所当然的看法也许也会有许多变数。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我们正立于这个时代的十字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