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是避免多数人暴政的最好办法

每每谈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制度时，有些人就跳出来大叫：“他们的制度有严重缺陷，他们的制度会产生多数人的暴政！”我们且不说现代文明制度如何应对‘多数人暴政’的问题，就单单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说这些话的人摸着自己的良心说说，近代以来到底哪些地方是多数人暴政的重灾区？不是那些发达国家，恰恰“风景这边独好”！远的不说，就说去年多少人举着反曰的旗号砸国人的日系车，甚至打伤打残了日系车主，这难道不是多数人的暴政么？

二战之后，现代文明国家的制度逐步完善，于是越来越难出现多数人的暴政了。所以与有些人的观点恰恰相反，事实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制度是避免多数人暴政的有效方法”。

如果要探究其原因，可以从现代文明制度的基础谈起。现代文明的基础是建立在法治之上的。而什么是法律？现代文明国家认为法律是一种社会契约。社会是由人所构成的，但是这里说的“人”不只是生物意义上的人，社会意义上的人是“各种基本权利的集合和载体”，也就是说“人”在社会中天生的就是具有完整的各种基本权利的，这种基本权利可以叫做“自由”。但是原始状态的“自由”在社会关系中可能会发生相互冲突，例如，一个人在行使其说话的自由时，可能会侵犯到他人的休息的自由。于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来解决这种冲突，社会契约就是社会中的人各自出让一部分自己的自由，同时用出让的这部分自由换取相当的一份“权利”，而出让的这一部分自由就叫做“义务”。因此，“权利”和“义务”是同时存在的，就像买到的商品和付出的钱之间的关系一样。所以每个人固有的“自由”在实行社会契约后的“总量”不应该有任何的增减，只是把“自由”的形式进行了一些转化，使之可以存在于真实社会之中。

法律是一种社会契约，那么在面对‘多数人暴政’的时候，现代文明法治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譬如，全村的人投票，说要把老陈家的积蓄分了。在现代法律中，可行么？不可行！为什么？因为法律是一种社会契约，社会契约是用每个人的“部分”自由作为一种交换的，并且“义务”与“权利”同在。如果“分老陈家的积蓄”的行为不属于社会契约涉及到的“用于交换的自由”，那么法律之下没有人有权力执行这个行为；如果“分老陈家的积蓄”的行为属于社会契约涉及到的“自由”，那么老陈的积蓄被分就是老陈的“义务”，对应着这个“义务”老陈需要享有同样多的“权利”，比如老陈分了他的积蓄给全村人，全村人要给他干活。如果是这样，这绝对不叫‘多数人暴政’，这是一种拿钱做事的正常行为。

与此相反，无视法治、误解法治、曲解法治才会真正会导致‘多数人暴政’，因为每个人都有贪婪的一面，能自我约束贪婪本性的人是凤毛麟角，如果大多数人的贪婪的一面不能被制约住（或者有效制约住），在一个暴行中，施暴的人越多，每一个施暴者所担当的风险就越小，于是就会吸引更多人来施暴，最终形成‘多数人暴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