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盘台化，以施制度。
每一次社会的变革就是一场社会的手术，应该走最小风险的路，所以应该寻求与我们最相近的发展模式，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台岛与我们更相近的了。台岛的制度未必是最好的，但绝对是最适合我们的。我们需要全盘学习台湾，不但学习台湾已有的制度，也要学习台湾对未来的设想，甚至学习台湾如何学习西方。
2.一首三副，以分五权。
五权分立制度中，能否成功的关键是司法权是否能独立。而立法权和行政权实际上在日常事务中非常活跃且需要及时的相互制约，因此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执行者不可能分开太远。中国应该发挥自己地理的优势来促进分权体系的建立。所以中国应该设立一个首都和三个副都。首都设置拥有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机构，而三个副都分别设置司法权机构、监督权机构和考试权机构。将来中华统一后，台北不可能作为全中华的首都，但是台北一定要做为中华的第一副都。第一副都，将放置司法权，由已经基本适应了现代制度的台湾人民来替整个中华守护住中华的司法独立。
3.设置特区，以稳政经。
改革过程中，难免会发生一系列经济和政治问题，即使最顺利的改革，也难免会有暂时的痛楚。没有必要把港澳台拉入这个痛楚中来，因为他们已经是过来人了，而且他们将是中华未来路上的先行者和引领者。所以需要维持特区的高度自治。所谓自治，应该是指高度的行政权、监督权和考试权，以及部分的立法权。但是司法权应该全国统一。
4.大兴医教，以固国本。
只有保障了基本的医疗和保险制度，人民才能免除后顾之忧，才能全身心的投入中华崛起的时代浪潮中。只有真正的、且百分百的、且保质保量的、且有免费午餐的普及了义务教育，民众才能有高素质。在国家层面上，不要妄图用教育和医疗赚钱，否则为什么要征税？医疗保险未必能短时间内做到百分百，但是国家的投入应该保证基本需求。
5.经济为战，以富民生。
当今是一个经济战的时代，暴力机构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维持和平的经济秩序。中华必须放弃暴力战争的思维，绝对的以CPI为纲。而GDP仅仅是给专家的评价指数。鼓励和引导民族最精英部分从事经济、政策和法律等方面的工作。中华应该走一条惠己及人的发展道路。
6.师美联韩，以立世界。
从地缘政治来看，对于中国而言，美国是一个可靠的朋友。从制度经济文化来看，美国是绝对值得中国学习的国度。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对中华最友好。因此要师从美国，虚心学习美国，把美国作为恩师。另外，东亚是中华的立国之地，东亚的团结对于中华而言至关重要，因此韩日两国必联其一。这样可以避免中华在东亚事务上的许多矛盾，达到共赢状态。但是，日本在中国的民众基础不好，而且历史上看来日本也少有友华的诚意。因此联韩是最可行的。联韩不是指抗日，而是中韩先成一家，然后让下一代再与日联合。最终形成一个非中非韩非日，亦中亦韩亦日的东亚。当然，也不排除韩国不愿意联华，而日本展示诚意，努力改变了中华对其的不佳的印象的可能，如果真是如此，则可变此策为先日后韩的“师美联日”。将来的世界将形成几大政治板块：由于欧洲的兴起，欧共体成为一个似乎能超越北美的国家，美国必将与东亚联合，这个联合体将包括，北美、南美、东亚、东南亚和澳洲，形成一个环太平洋的太平洋联盟。欧洲则将与东欧和俄罗斯走近形成环北冰洋的北冰洋联盟。新能源的开发以及石油自然储备的消耗将使得阿拉伯世界迫切改革，而印度则将整理好自己的文化变得更加发达，然后拉拢阿拉伯，从而形成印度、西亚和北非的环印度洋的印度洋联盟。大西洋，特别是北大西洋将成为三大联盟的交界地带。当然这种势力划分更多体现在经济上，而非军事对峙上。处于三大势力边缘的以色列将成为非常重要的角色。黑非洲和南极洲将成为三大势力的争夺地，可能并入某一势力，也有可能因此而独存下来（当然，这种独存并不一定是好事）。随后，三大势力将融合走向大同。
7.统一汉字，以全文化。
汉字问题不在繁简之上，汉字问题在于是否统一之上。因为汉字是维系中华这个大民族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分裂的汉字就会导致民族的分裂。因此汉字绝不能长期分裂，也绝不能强权的废此存彼。一定要大家一起开会讨论，讨价还价商量着统一汉字。同时，为了避免重复建设，应该召集中日韩越新马等（今天的和曾经的）汉字使用国家和民族（主要包括汉民族、朝鲜民族、大和民族、琉球民族、壮民族、越民族以及其他使用或使用过汉字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一同商议。即使他国不愿派人来参会，也要通过各种途径公正的请来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有代表力的文字专家共同商议；即使最后的汉字定稿他国不响应，中华也要先做表率来使用统一后的汉字。这是为中华今后留下一条康庄大道。汉字的统一工作应该限制在官方字且常用字上。
8.华族治国，以促大同。
中华利益应该有三层意义：首先是中国公民的利益；其次是中华民族的利益；再次是中华价值观认同者的利益，即认同普世价值观的中华的朋友的利益。中华应该在政治思想经济方面抛弃各个民族的概念，而以统一的中华民族为民族概念，文化上的差异应该视为个人或者地域上的差异。一个人是否属于中华民族的界定应该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此人的直系祖先曾经是中国人，第二个标准是此人认同中华文化。这两个标准中，前一个标准比较容易把握和衡量。但是一旦中华强大之后，前一个标准将慢慢弱化，直至消失，而后一个标准要越来越强化，直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当然，中华文化本身大概也会慢慢全部融入世界的普世文化。中国应该重视海外华人，海外华人是中国感知和联系世界的纽带，也是中华崛起的重要财富。中华要保证海外华人的利益绝对不能靠空口承诺，必须要在制度中体现，因此需要给予外籍华人部分选举权，保证国会中拥有部分代表海外华人利益的力量。同时，国籍权是一个公民法定固有权利，除非自己明确申明放弃国籍之外，否则没有任何人和团体有权以任何方式免除中华公民的国籍。对于海外华人还要发放特别绿卡，保证其在需要之时顺利得到中华庇护。因此中国应该在全世界普遍建立华人协会以处理上述事务。这样可以最大程度上调动全世界华人的积极性，形成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中华民族。
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其中主要有四大部分，即义务教育保障、失业保障、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其中义务教育体系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愿意搞义务教育的国家都能够把义务教育搞好。失业保障和养老保障体系也有比较好的先例，许多文明国家和地区已经把这两种保障体系做得相对很好，所以也可以直接学习。
回复删除唯独医疗保障体系是几乎所有国家都没能做得很好的。这大概因为义务教育针对学龄期公民，失业保险针对失业者，养老体系针对退休者，然而医疗体系针对的对象可能是全民。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生病，即使没生病也都希望自己的身体更健康，因此希望更多的占有医疗资源。然而医疗资源始终有限，在面临全民需求之时有可能会导致医疗体系的无法运转。虽然对于每个人来说，生命和健康是无价的，但是在医疗投资有限的情况下，如果某一个人占用了过多的医疗资源，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因此失去医疗救助。因此如何分配医疗资源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但是，实际上世界上也不乏相对有效的医疗体制值得学习。首先，国家对医疗的投入必须足够，起码应该达到国际平均水平，做不到这一点其他的任何理由都是借口。
其次，医疗体制应该针对病情大小分别处理，病情大小则应该按照支出费用等因素来区分，小病的医疗体系可以采用公立医院、私立诊所、社区诊所、学校诊所和医疗保险等方式分担，公共医院可以提供免费或者廉价的医疗，但是可能会导致病人数目增多，所以要用私人诊所、社区诊所和学校诊所分流小病人群。小病的医疗大概应该以私立诊所为主力。而小病的医疗保险则可以减轻小病费用花费。由于自己必须承担一部分小病费用，因此不会招来哄抢医疗资源的情况，而公立医院和医疗保险等社会救助体系也可以分担穷人负担。
大病则由公立医疗为主体，私立医疗为辅助的方式承担。由于小病已经分流了大部分病患，因此大病的病人数就不会那么多了。大病通常是普通家庭无法承受的，因此应该尽量公费。那么，鉴定小病大病的关键，大概可以通过私人诊所方式实现，因为私人诊所需要赚钱，那么如果把小病说成大病，那么他们就失去了赚钱的机会，如果把大病说成小病他们又承担医疗事故的风险。所以小病的医疗是以私立诊所为主。保障最低收入，鼓励参加医疗保险，则小病的费用不成为大问题。
同时公立医疗体系应该保证医药分离，将药品分为几个档次，A级药品免费，B级药品收部分费用，C级药品收全费。让医生与药品商没有利益关系，同时，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使用收费药品，在开出收费药品之时，必须同时开出不收费的替代药品，让患者自己选择。至于如何让A级药品清单不包含昂贵而无用的药品，大概可以通过向药厂管理者收比例税的方法，迫使A级药品廉价而有用，不至于浪费有限的医疗资源。
当然，第三方监察不可以少。独立的监察方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评定医生的医疗。按照义务权利正比的原则，医生的责任非常大，因此医生的考核应该非常严格，医生的收入也应该十足，否则医生还是一样会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不正当收入。
在具体实施上，也许上面的体系依然漏洞百出，但是中国并不需要一步实现。中国首先要投资到位，保证医疗投资占税收的比例不低于发达国家最低水平（至少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然后，第三方监管到位，不论是否拥挤，至少应该有免费（至少廉价）的公立医院。接下来再进一步考虑医药分离、大病小病等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