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论

从整个人类发展歷史的高度来看待人类文明的进步，这对於我们思考如何繁荣自己的思想文化和科技是很重要的。要整体的审视我们人类的文明，我们不禁要问為什麼人类要结成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是怎麼运作的？怎麼发展的？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社会群体中，人到底是什麼？

先让我们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人类為什麼要结成一个社会？”这是一个看似高深实则简单的问题。因為在自然中，每个“个人”能力是渺小的，跑不过马，游不过鱼，咬不过狼，力不如熊，还不会飞，身上不长刺，没有毒牙，连爬树都不如猴子，单独的个人在原始的自然中是毫无反抗能力的极其脆弱的生灵。然而一旦一群这样的脆弱的生灵团结在一起成為一个群体，人类就可以凭着自己的智慧创造出伟大的工具驱虎逐豹，成為地球上最强大的物种。由於单独与群体两种情况时，人类力量的天差地别。因此人类发自内心的需要和寻求群体的归宿。与蚂蚁、蜜蜂不同的是，人类的群体是靠智慧结成的，这个群体必然会越来越复杂，会有更高效的分工，最终形成一个社会。

在一个社会中，智慧的人会思考自己在社会中到底是个什麼样的角色，所以人不禁要问：“‘人’是什麼？”。当然，这裡的所讲的“人”并不说的是生物学中的灵长目人科的那个“人”，那只是生物意义上的人。这裡问得是在社会裡的“人”是什麼？也就是问社会意义上的“人”是什麼？许多智者都有自己一整套的理论阐述这个问题。但是在这裡给出一个很简单的关於“社会意义上的‘人’”的定义：社会意义上的“人”就是各种“作為人的固有权利”的集合，“人”就是全部这些固有权利的集合和拥有者。这些固有权利是十分丰富的，大体上可以由各种“自由”来詮释。如二战时期的罗斯福总统曾经提出过一个不完全的概括，他认為人有四大自由：即说话、信奉、免於飢寒、免於身体和精神痛苦的自由。只有在社会中完全享受这些固有权利的个体，才能是社会意义上称為“人”。因此生物学上的人未必是社会学上的人，比如古时候的奴，在社会中他们只不过是能言的牲口；同样在社会学中的人也未必是生物学上的人，比如古时君王的宠物可能被封為将军，享受着许多上等人才能享受的东西，一般的平民见到它们还要给它们下跪，实际上它们已经成為当时社会中的“人”了。当然，随着人类的文明和开化，今天的人类普遍认识到生物学上的人和社会学中的人必须严格对应和统一起来，但是从表述内涵的角度上而言，生物意义和社会意义上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两层涵义。

在社会的具体问题之中，各人在享受的其“固有权利”时常常会发生矛盾，比如一个人享受着自己大声说话的权利的时候，他可能打搅了他人的休息，给他人造成烦恼甚至痛苦，使得他人无法享受免於痛苦的权利。為了最大限度的平衡各人在社会群体之中的利益，人们想出了一个有效的办法：即每个人出让部分的自己的固有权利，并让这些出让的固有的权利发挥好的功效，变成新的利益返还给每个出让了自己固有权利的人。这被出让的固有权利被称為出让人的“义务”，而用这个固有权利换得的新的利益，这裡把它称作“权益”以区别於“人的固有权利”。比如，在一个团体中，有人在休息，那麼另一个人就有“义务”不吵闹让他安心休息，等到后者在休息的时候同样的可以享受不被他人吵闹的“权益”。这种用“义务”换“权益”的办法被法国思想家卢梭命名為“社会契约”。在“社会契约”中每一份因“义务”而丧失的固有权利必然换取一份新的“权益”，因此每个人的固有权利一分一毫都未丧失，只不过被改变了一下形式而已。

一个好的“社会契约”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人们发现“社会契约”不但能调解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固有权利带来的矛盾，还可以使社会中的人更加有效的团结在一起，从而极大的提高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原始的人类发现，每个人的具体能力是不尽相同的，有人擅长於捕鱼，有人擅长於打猎，有人擅长於与其他部落征战，有人擅长於管理和协调群体间的各项日常活动。如果能让擅长捕鱼的人专门捕鱼，擅长打猎的人专门打猎，擅长征战的人专门征战，擅长管理的人专门管理，那麼部落的生產效率会明显提高。所以人类就立下了歷史上第一份“社会契约”：擅长捕鱼的去做渔夫，擅长打猎的去做猎人，擅长征战的去做战士，擅长管理的去做酋长。渔夫、猎人有“义务”為这个群体捕鱼打猎供给这个群体的生活，他们能享受到的“权益”是战士保卫和酋长调节下的安定的社会生活环境。这个“社会契约”会使这个社会极大的进步，生產生活变得前所未有的富足。通常渔夫的孩子从小学习捕鱼，所以长大了依然是部落中最擅长捕鱼的；猎人的孩子还去做猎人，战士的孩子多半还会做战士，而酋长的孩子也相对更会管理，於是人们发现某位酋长不但管理有方，他的孩子也是做酋长的料，所以人们慢慢也习惯推荐酋长的孩子做新的酋长了。有一天，酋长说：“乾脆以后我们就定下来吧，我的孩子还是酋长，来管理这个部落。”部落中的人未必会有什麼不满，因為在当时而言，管理部落也是很幸苦的，甚至付出更多，整个部落必须要一个合理的管理才能更好的提高效率、向前发展，如果把酋长的孩子作為今后的酋长从小培养，也许可以在今后更好的管理这个部落。所以大家也赞成，於是酋长说：“那麼说定了，今后各位有义务发展和保卫这个部落，而我的家族有管理部落的‘义务’，你们得供给我们家族的日常生活。”於是，国家慢慢就形成了。

等到有一天，人们发现变成君主的当初的酋长后代似乎并未好好管理这个国家，但是他依然享受着各种“权益”。人们终於明白了他们越来越富足的原因并不是因為君主更加贤明，而是因為社会生產能力发展以及生產生活经验积累之后自然达到的。也就是说，君王们并未履行他们的“义务”却享受了“权益”，这样对於人们而言就会多尽“义务”而少得“权益”，这相当於侵犯了他们本应该有的固有权利，而固有权利的总和就是社会意义上的“人”，因此他们发现自己正在被非“人”化，為了夺回固有权利，人们就会赶走原有君主，立一个新的君主，同时立一个新的“社会契约”，这就是朝代的兴替。但是歷史上的人受到时代的制约，所以无法制定出一个非常合理的的“社会契约”，往往新的契约仅仅解决了燃眉之急即可，然而多年之后必然会有新的矛盾出现，於是人类总是在战争中艰难的前进着。

在古代的时候，人们发现君主独权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社会可以达到很高的效率，战争也好、大型的水利也好只要君主勤政或是宰相贤明就能做好。虽然独权会侵犯一部分人的固有权利，但是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看是有好处的。

然而到了近代，这种情况被彻底改变。这是因為到了近代，随著社会结构的越来越复杂，任何即使是最贤明的君主或丞相也无法凭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的能力将事事都处理得当。譬如一个村大概只需要一个村长就可以管理好了，但是一个市可能就不能只靠市长一个人管理了，即使市长是很贤明的人，他也很难既懂教育又懂医疗还懂交通还懂灌溉。。。必须把权力分发给许多人去各管一摊事。所以分权就成為了现代管理中的一个最好的理念。分权要求的社会环境是“法制”，用人们定下的法律这种“社会契约”来管理这个社会。需要尊重每个人的固有权利，每个人也能把握住了自己的固有权利，於是就可以在合理的“社会契约”中实现没有君主的由民眾做主的社会形式。这种社会形式可以做到不牺牲社会成员的利益的同时使社会整体快速发展。

这种没有君主的社会是怎麼运作的呢？许多人认為是相互的牵制，实际上应该是分权，即有权之人只是拥有一部分权力，他必须对这一部分权力负责。只要分权得当，权力对於拥有者来说就不会是一种“利益”而仅仅是一个需要付出的“义务”。

当然，公正的说实现以民眾做主的社会形式，并不是无条件可以做到的。需要社会有足够的复杂程度，需要社会生產能力足够强，以至於人们发现以前的几个人决定问题的管理方式效率不行了；也需要社会的民眾有足够的开化程度，知道该如何构建一个崭新的时代。但是，从歷史的角度来看，现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都超过了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在发展之初时的文明的程度，因此这是现代的人类文明完全可以实现的。法制是这一社会形式的基础，必须明确这一点才能最终建立好这一社会形式。

有人说民眾做主的形式也有弊端，比如可能会德国选出了希特勒，它有多数人的暴力等问题，同时它是一个低效的社会形式。其实这些都是对这个社会形式理解不深的缘故。说到德国的问题，前面已经反复提到了“法律”作為一种“社会契约”，推选出来的人权力并不是无限的。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只拿出了部分的固有权利，并且其所付的“义务”必须有对应享受的“权益”方可。德国二战时的疯狂恰恰是因為当时德国人受到旧有观念的影响，不能紧紧抓住自己的权利，才不分黑白的听信希特勒的指示。说到多数人的暴力问题，更是如此，由於“社会契约”出让的只是部分固有的权利，因此不管是任何权力都不是无限大的，比如大家一致决定让某人散尽家财，但是那人可以说：我没有散尽家财的“义务”，因此他是可以拒绝的，凡是不能这样做的都不是真正的以民為主的社会形式。而在真正的民眾做主的社会中，法律一定要保护、尊重和强调每个人的固有权利。至於低效率问题，在前面已经谈到了，在进入近代以来，社会关係越来越复杂，这种社会形式非但不是低效的，而且是最為高效和安全的社会形式。因此这种社会形式近乎是完美的。

前面花了大段谈这种法律形式的“社会契约”，这种社会契约可以减缓群体的固有权利之间的冲突，这裡把它叫做“第一契约”，除了法律，“第一契约”也包括一些“规定”、“习俗”甚至“潜规则”。但是实际上，要让一个社会群体团结向前还需要另一种社会契约，这裡管它叫做“第二契约”。“第二契约”就是所谓的“社会道德”或“社会公德”，“第二契约”主要倡导人们要互敬互爱，要严於律己，宽以待人，可以把这种“第二契约”又称為“德爱”。“德爱”的最重要内容是对他人的宽容和奉献，这样群体内的人才能发自内心的互敬互爱，有一个群体的认同感。“德爱”还有一个内容是要律己和克己，这样就能够更好的宽容他人、奉献他人。

“第一契约”可以避免群体中各人的冲突，“第二契约”则像个黏稠剂一样把群体中的人紧紧的团结起来。前者是需要用强制力量执行的，而后者则只能用倡导的方式推广；前者需要社会中近乎全部成员予以遵循，而后者只需要大部分人遵守就能够达到不错的效果。在两种“社会契约”的不断改新中，人类文明得以大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