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日星期五

归亚论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自信心在不断的丧失。原本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华帝国,到了十九世纪居然会败于一个远渡重洋而来的小小英伦岛国的炮舰之下,接着西方列强都来到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中国像餐桌上的大蛋糕似的被列强们肆意瓜分。英伦炮舰来到中国的数年之后,一海之隔的日本也像中国一样遭到了列强的觊觎,然而仅仅几十年后一个强大的日本帝国居然崛起,这个中国人从未正眼视之的蛮夷之邦居然能像西方列强一样把中国打得鼻青脸肿。

中国的有识之士很早就开始思考该如何使中国摆脱落后蒙羞的国运,从林、魏等人的“睁眼看世界”到李、曾等人的“洋务运动”,再到康、梁等人的“戊戌变法”,再到孙、黄等人的“辛亥革命”,但中国始终未曾重归世界第一强国的宝座。这使得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文化自卑”,彷彿中国的文化从来就是劣等的,中国曾经的强大从来就是虚幻的。为此,许多人还找出了各种理由证明这些结论,对创造中华文明的老祖宗们嗤之以鼻,甚至咬牙切齿,认为我们原本的文化必须被清除乾净,才能让出文化空间进而吸收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

其实,历史是一面最好的知时代兴替的镜子。为什么曾经野蛮、落后、蒙昧的欧洲和日本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超过曾经悠久、强盛、开化的中国和印度这些文明古国呢?我们必须从欧洲和日本的近代发展史上找原因。

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这些先进的国家掌握着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什么他们能掌握这些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呢?因為他们都先后经历了近代史上的科技水平发展的大飞跃。经历了这次大飞跃之后,科技水平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可以再创造出新的科技的人材,这些人材会创造出新的更高的科学技术,还能培养出更出色的人材,于是形成良性循环,国力就蒸蒸日上。在清朝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就看到了这个原因,因此开始了“洋务运动”发展我国的实业,希望能出现一个中国的“科技大飞跃”,最终使中国的发展能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但是“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并未像日本“和魂洋材”的“明治维新”一样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反倒是甲午海战的时候,清朝在武器和人数佔优势的情况下,败给了小小的日本。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许多中国人没有看见列强们在经历“科技大飞跃”之前,必将经历一个“思想文化的大飞跃”。在推动时代车轮的瓦特的“蒸汽机”问世之前,是欧洲的“文艺復兴”和法国的“启蒙运动”。欧洲先為世界贡献了达芬奇、米卡朗基罗、莎士比亚、孟德斯鳩等等无数的思想家和文化名人之后,才进而為世界贡献出了蒸汽机、汽车、汽船等先进的科技。同样的,日本的科技腾飞之前,在“明治维新”的时代召唤下出现了吉田松荫、福泽諭吉、夏目漱石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在中国,能拿诺贝尔科学奖的杨、李也是出现在“新文化运动”的胡、陈、鲁之后的。

为什么近代史上科技的繁荣之前总是会有一个思想文化上的繁荣呢?这个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是巧合。思想文化繁荣是科技繁荣的前因!那麼“文化繁荣”是如何导致“科技繁荣”的呢?恐怕写一本专著也未必能完全讲清楚其中的关系,不过这里可以在诸多理由中列出一个最简单理由:所谓“科技的繁荣”就是在一个相对很短的时间里出现大量的科技创新,那么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发生这种“科技繁荣”呢?只能因為在此之前没有经历一个“思想文化的繁荣”,“思想文化的繁荣”使得人们的能突破旧有观念看问题,进而形成新的思维,使得许多事情豁然开朗,最终会极大的增强人们的“科技创新”的胆魄、信心和能力,在这种“思想文化繁荣”中培养的人就能够担负“繁荣科技”的历史重任,最终使国家走向富强。

那么“思想文化的繁荣”是如何出现的呢?考察欧洲的“文艺复兴”,当时的欧洲人无法忍耐沉闷的中世纪后寻求一种“文化的繁荣”。他们是怎么寻求的呢?他们向自己的文化去寻求!他们在重新思考和审视自他们的希腊、罗马老祖宗以来的文化之后,找到了自己的“文化核心”,去除了不合时代的文化内容,最终成功的使文化繁荣起来。再来看看日本,许多人认为日本的崛起是因为都在按《脱亚论》的做法拋弃旧有的文化,全盘西化所以最终使日本繁荣起来。然而实际上,日本人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文化,今天的日本甚至还保留着传统的服饰——“和服”,保留着传统的“成人礼”,保留着传统的建筑和礼仪。他们何曾拋弃了自己的文化?再看看与中国文明最近最相似的韩国,今天的韩国虽然国土很小,但也成了发达国家,他们的许多近现代的文化受到美日两国相当大的影响,然而韩国对其固有的文化从未拋弃,他们还在拜孔子,他们还在穿韩服,谈起韩国的文化来,他们依然如数家珍。

但是,许多中国人却认為应该把中国的文化像野草一样拔掉,然后给先进的西方文化留下空间,这样才能真正引进西方文明达到“思想文化和科技的繁荣”。实际上,持这种想法的人只能算三流水平。很明显,任何一个不论大小的社会进步都需要优秀人材的引导,我们姑且把这种“优秀人材”称为“文人”。我们按照“文人”的水平可以把他们分为五等:“一等文人”明白社会的进步需要从自己的文化中寻求动力,能明白自己的文化中,哪些是不能丢掉的文化的核心或者“文化之魂”,哪些是不合时宜的部分,紧紧抓住自己“文化的核心”,然后勇于打破自己旧有观念,不断向他人学习先进的东西的同时不断的创新;“二等文人”也明白社会进步必须在自己的文化中寻求动力的道理,但是他们找不到自己“文化的核心”,因此可能牵强附会的把自己的文化不分好坏的拿来解释一通,因此虽然他们也尽量向他人学习,但是无法很好的分清最该学他人的哪些东西,哪些东西可以次要一些;“三等文人”一看到自己落后了就认为应该彻底剷除自己的文化,然后把先进的文化全盘复製到自己这裡;“四等文人”会认为完全不要向他人学习,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通过闭门造车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超越他人;“末等文人”看到自己落后之后就只是一味的想方设法辱骂和铲除自己的文化,却同时也嫉恨或鄙视他人文化,所以又不向先进文化学习,只能破坏文化,而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来。

一般的小的社会进步由二、三等文人即可领导,然而要想让思想文化科技在短时间内大繁荣却只有“一等文人”才能够担当起来,领导它的文人们必须明白只有紧紧抓住自己的“文化核心”才能真正的使社会飞跃发展。为什么一定要抓住自己的“文化核心”呢?这些原因的细节恐怕也是用一部专著未必能说尽的。这里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北方有一个果农,他祖祖辈辈以种苹果为生,他经营的苹果园是祖上留下来的,这个苹果园曾经很高产,产出的苹果质量很好,因此他的祖祖辈辈靠此為生过着相对富足的生活,即使这个地方曾经有过饥荒和天灾,许多当地人因此绝户,但是他的祖上因为得当的经营这个苹果园而未曾受到波及。可由於这个果农的父辈经营不得当,因此这个苹果园里的苹果產量和质量都在下滑。到了这个果农继承家业的时候他不得不对这个果园进行大的整理,于是他把自己的五个儿子召集起来和他们商量该如何治理这个果园。他的年幼不懂事的小儿子说:“既然果园产量不行了,我们就放把火把园子烧了吧。”果农的四子说:“那怎么能行?我们家今后靠什么生活啊?我们家阁楼上有祖上留下的书信,裡面一定有让我们子孙如何处理今天我们的困境的办法,我倒阁楼里闭门思索,你们每天给我送饭就行了。”果农的三子笑道:“我们祖上又不是孔明,还会给我们子孙留下什么锦囊妙计么?再说了,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问题是祖上从未遇到的,所以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全家人都点头同意,果农说:“是啊,当下而言,这个果园是我们全家唯一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作为果农我们没有其他办法生活,所以不能废弃它,但是今天果园的问题又是祖辈们没有遇到过的,我们该怎么办呢?”三子接着说“这好办,我听说南方的香蕉最近很在市场上卖得很好,我们把苹果树全部砍了吧,种上香蕉,把苹果园改成香蕉园,我们一定能重振家业的。。。”这时候果农的次子插话说道:“虽然香蕉在现在的市场上很好卖,但是我们生活在北方,香蕉是南方水果,淮南的橘子到了淮北都会变成枳,南方的香蕉在我们这个北方果园裡怎麼能结出好果子来呢?我们这个苹果园只能种苹果之类的北方水果,我听说三百里外有一家老农很会种苹果,我请朋友去他那儿让他写封信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治理苹果园吧。”果农认为次子的话是个好办法,正要同意这么做的时候,果农的长子说话了:“我们的果园背靠大山、周围溪水、土壤肥沃,而且苹果品种独特,这些都是其他果园未必有的,种植苹果需要考虑到施肥、浇水、除虫、驱鸟、修剪等等诸多事情,这些事情都必须恰当,肥施浇水多了少了都会对苹果的产量和质量有显著的影响;除虫驱鸟的药剂用少了,苹果可能被虫鸟吃掉,用多了苹果可能成了不能吃的毒苹果;不恰当的修剪会直接伤及果树。所以,每一个果园有每一个果园的特殊情况,我们不能直接照搬别人的东西!这样吧,明天我们把那个老农请到家裡来讲述他种苹果的成功经验,然后我们到他的果园去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回到我们自己的果园,看看我们的果园和他们的果园有什麼不同,哪些是可以学习的经验,哪些是我们自己需要想法克服的地方。然后,我们圈出一块试验地来,看看这样是不是能改善我们的果园,如果有成效我们就用我们找到的方法全面改造我们的果园。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果园,对它的改造和管理一定要花心思,绝不能投机取巧的草草了事。”果农一家按照长子的方法经营果园,找到了合理的办法治理了果园,重振了家业。

如果我们把需要振兴的自己的文明视为上面故事中的“果园”,那么果农的长子、次子、三子、四子和幼子所提出的方案就分别对应着“一等文人”、“二等文人”、“三等文人”、“四等文人”和“末等文人”的意见。在晚清时,义和团就是“末等文人”的水平;空唱“仁义”的保守派则是“四等文人”水平;期望全盘西化的人则是“三等文人”的水平,“三等文人”的方案就是“看到南方香蕉热销,因此要把自己的北方果园裡的苹果树砍了种香蕉”的方案;洋务派和康、梁等维新派则是“二等文人”的水平,当然康、梁等人是比较高水平的“二等文人”,但是他们通过伪造孔子著作牵强附会解释孔子思想的方法希望能达到繁荣思想文化的目的,但是伪造的牵强附会的东西是不可能长久的,因此他们的长久最终目的不可能达到的。

真正的“一等文人”是“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等人以及后来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林、魏等人成为亚洲第一批惊醒的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对于历来高傲的中国人甚至是东方人来说绝对是一个大胆超前而明智的思想。而孙、黄等人则能在搞清楚了自己和西方的文化之后提出符合中国国情,却不伤及中华文化核心的一整套建国理念。

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了,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当然光绪的空架子,慈禧的保守和袁世凯的背信都可能是重要原因,但是关键的原因还是日本当时推动维新的是一群“一等文人”,而康、梁则走得是“二等文人”的路子。为什么中国出现林、魏等“一等文人”时间比日本早,却被日本后来追上呢?原因是日本的“一等文人”出现的非常多,仅仅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留下名的就数不清:能归类的就有“明治前三杰”、“后三杰”、“九元老”、“长洲五杰”等等;而中国算上不同时期的林、魏、孙、黄、宋等人,“一流文人”也屈指可数。这种文明飞跃之事必须要“一等文人”才能担当的,并且需要足够多的“一等文人”才行!然而看看“戊戌变法”中,行“二等文人”之路的康、梁、谭也不过区区几人,在质上和量上都是完全比不上同期的日本的,所以失败是必然和迟早的。

那么“一等文人”所寻求的“文化核心”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个很深的问题,需要诸多伟大的思想予以詮释。但是这里提出一个例子,正确与否可以讨论。比如,以本文化的思维和语言為工具承载的“公认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核心”。譬如,有一种价值观,孔子把它叫“仁爱”,墨子把它叫“兼爱”,佛教把它叫“慈悲”,西方人把它叫“love”,还有人管它叫“博爱”,虽然人类普遍认识和公认这种价值观,但是对于这种价值观的理解深度、广度、侧重点和解释是随著不同的文化思想环境而不同的;还有作为“文化核心”的“思维方式”,现在的人把它叫做“客观”,很显然,不同文化对“客观”理解的深度、广度、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在思考前人文化的时候,比如我们看待孔子思想的时候不能一开始就认为孔子言论全是不可变更的经典,也不能认为他的话就是奴才言词。在今天,他倡导的三跪九叩般的周礼,我们必须摒弃,但是在这其中蕴含的对他人的尊重和爱护的“文化核心”就应该继承下来;他倡导的教育有奴化的成分,我们应该摒弃,但是他倡导的“学而时习之”的专研精神我们应该继承。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人谱写的,任何一个人在谱写自己的文化之时都是站在自己的时代看问题的。难道我们今天有了什么不顺之时,都可以责怪到几千年前的先人么?实际上,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并没有做什么对不住我们的事情,他们的思想创造了一个极其辉煌的古代中华文明。后人在文化上的挫折理应由后人自己思考和克服,难道需要让自己的老祖宗為我们把今天的每一件事情都安排好麼?古希腊的柏拉图是反对民主的,现在的欧洲人难道把他视為万恶之源了么?如果一个人自己没本事却说:“就是因為我曾祖父当年没有远渡重洋到欧洲去买幅毕加索的画,否则我们家今天就不会这么穷困了,是他造成了我今天的贫穷。”这是真正的不肖子孙!

福泽渝吉的《脱亚论》成为日本前进路上的一盏明灯,这也是造成许多中国人认为“只有全盘西化才能发展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篇在中国人中鼎鼎大名的《脱亚论》,似乎并没有多少中国人真正读过,许多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把自己原来从中国学到的文化全部铲除,所以欧风美雨才能够顺利的使日本先进富强。其实在读了《脱亚论》后就会发现,这篇文章并非号召日本人自毁文化,而是告诉日本人:尽管从前中国很强大,但是十九世纪的中国已经不再值得日本继续学习了,要站在欧美的行列之中向当今的强者欧美学习。这篇文章反而恰恰彰显了日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核心——“向强者学习”,古时候向强大的中国学习,现在向强大的欧美学习,时代在变,日本人这个文化核心始终未变。实际上,在社会向前的车轮之上“文人”就是“司机”,他引导着时代的进步,然而他仅仅只是引导,时代前进的动力来自于时代中的每一个小小的民众,失去了这些民众的支持,时代的车轮根本不能转动。所以“文人”们必须说服民众,让民众支持自己,推动时代的进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文化,它深入到了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一顰一笑之中,即使“文人”本人能超脱自己的文化,但是大部分人是无法超脱的,我们无法让多数中国人成天说英语,无法让多数中国人三餐啃面包,无法让多数中国人过年不回家,因为这些就是文化的体现,大部分人无法超脱于这个文化之上,甚至誓死捍卫自己固有的传统。因此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社会的飞跃绝对不仅仅靠热血一刻就可以成功的,作为“司机”的“文人”一定要花费精力寻找这个时代中的自己的“文化核心”和能使社会进步的“时代精神”,否则我们只能学到别人的表面东西,而最终导致失败。我们已经在自以为是所理解的“脱亚”道路上走得太远了,现在需要“归亚”,重新找回自己的“文化核心”,找到前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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