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论

从整个人类发展歷史的高度来看待人类文明的进步，这对於我们思考如何繁荣自己的思想文化和科技是很重要的。要整体的审视我们人类的文明，我们不禁要问為什麼人类要结成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是怎麼运作的？怎麼发展的？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社会群体中，人到底是什麼？

先让我们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人类為什麼要结成一个社会？”这是一个看似高深实则简单的问题。因為在自然中，每个“个人”能力是渺小的，跑不过马，游不过鱼，咬不过狼，力不如熊，还不会飞，身上不长刺，没有毒牙，连爬树都不如猴子，单独的个人在原始的自然中是毫无反抗能力的极其脆弱的生灵。然而一旦一群这样的脆弱的生灵团结在一起成為一个群体，人类就可以凭着自己的智慧创造出伟大的工具驱虎逐豹，成為地球上最强大的物种。由於单独与群体两种情况时，人类力量的天差地别。因此人类发自内心的需要和寻求群体的归宿。与蚂蚁、蜜蜂不同的是，人类的群体是靠智慧结成的，这个群体必然会越来越复杂，会有更高效的分工，最终形成一个社会。

在一个社会中，智慧的人会思考自己在社会中到底是个什麼样的角色，所以人不禁要问：“‘人’是什麼？”。当然，这裡的所讲的“人”并不说的是生物学中的灵长目人科的那个“人”，那只是生物意义上的人。这裡问得是在社会裡的“人”是什麼？也就是问社会意义上的“人”是什麼？许多智者都有自己一整套的理论阐述这个问题。但是在这裡给出一个很简单的关於“社会意义上的‘人’”的定义：社会意义上的“人”就是各种“作為人的固有权利”的集合，“人”就是全部这些固有权利的集合和拥有者。这些固有权利是十分丰富的，大体上可以由各种“自由”来詮释。如二战时期的罗斯福总统曾经提出过一个不完全的概括，他认為人有四大自由：即说话、信奉、免於飢寒、免於身体和精神痛苦的自由。只有在社会中完全享受这些固有权利的个体，才能是社会意义上称為“人”。因此生物学上的人未必是社会学上的人，比如古时候的奴，在社会中他们只不过是能言的牲口；同样在社会学中的人也未必是生物学上的人，比如古时君王的宠物可能被封為将军，享受着许多上等人才能享受的东西，一般的平民见到它们还要给它们下跪，实际上它们已经成為当时社会中的“人”了。当然，随着人类的文明和开化，今天的人类普遍认识到生物学上的人和社会学中的人必须严格对应和统一起来，但是从表述内涵的角度上而言，生物意义和社会意义上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两层涵义。

在社会的具体问题之中，各人在享受的其“固有权利”时常常会发生矛盾，比如一个人享受着自己大声说话的权利的时候，他可能打搅了他人的休息，给他人造成烦恼甚至痛苦，使得他人无法享受免於痛苦的权利。為了最大限度的平衡各人在社会群体之中的利益，人们想出了一个有效的办法：即每个人出让部分的自己的固有权利，并让这些出让的固有的权利发挥好的功效，变成新的利益返还给每个出让了自己固有权利的人。这被出让的固有权利被称為出让人的“义务”，而用这个固有权利换得的新的利益，这裡把它称作“权益”以区别於“人的固有权利”。比如，在一个团体中，有人在休息，那麼另一个人就有“义务”不吵闹让他安心休息，等到后者在休息的时候同样的可以享受不被他人吵闹的“权益”。这种用“义务”换“权益”的办法被法国思想家卢梭命名為“社会契约”。在“社会契约”中每一份因“义务”而丧失的固有权利必然换取一份新的“权益”，因此每个人的固有权利一分一毫都未丧失，只不过被改变了一下形式而已。

一个好的“社会契约”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人们发现“社会契约”不但能调解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固有权利带来的矛盾，还可以使社会中的人更加有效的团结在一起，从而极大的提高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原始的人类发现，每个人的具体能力是不尽相同的，有人擅长於捕鱼，有人擅长於打猎，有人擅长於与其他部落征战，有人擅长於管理和协调群体间的各项日常活动。如果能让擅长捕鱼的人专门捕鱼，擅长打猎的人专门打猎，擅长征战的人专门征战，擅长管理的人专门管理，那麼部落的生產效率会明显提高。所以人类就立下了歷史上第一份“社会契约”：擅长捕鱼的去做渔夫，擅长打猎的去做猎人，擅长征战的去做战士，擅长管理的去做酋长。渔夫、猎人有“义务”為这个群体捕鱼打猎供给这个群体的生活，他们能享受到的“权益”是战士保卫和酋长调节下的安定的社会生活环境。这个“社会契约”会使这个社会极大的进步，生產生活变得前所未有的富足。通常渔夫的孩子从小学习捕鱼，所以长大了依然是部落中最擅长捕鱼的；猎人的孩子还去做猎人，战士的孩子多半还会做战士，而酋长的孩子也相对更会管理，於是人们发现某位酋长不但管理有方，他的孩子也是做酋长的料，所以人们慢慢也习惯推荐酋长的孩子做新的酋长了。有一天，酋长说：“乾脆以后我们就定下来吧，我的孩子还是酋长，来管理这个部落。”部落中的人未必会有什麼不满，因為在当时而言，管理部落也是很幸苦的，甚至付出更多，整个部落必须要一个合理的管理才能更好的提高效率、向前发展，如果把酋长的孩子作為今后的酋长从小培养，也许可以在今后更好的管理这个部落。所以大家也赞成，於是酋长说：“那麼说定了，今后各位有义务发展和保卫这个部落，而我的家族有管理部落的‘义务’，你们得供给我们家族的日常生活。”於是，国家慢慢就形成了。

等到有一天，人们发现变成君主的当初的酋长后代似乎并未好好管理这个国家，但是他依然享受着各种“权益”。人们终於明白了他们越来越富足的原因并不是因為君主更加贤明，而是因為社会生產能力发展以及生產生活经验积累之后自然达到的。也就是说，君王们并未履行他们的“义务”却享受了“权益”，这样对於人们而言就会多尽“义务”而少得“权益”，这相当於侵犯了他们本应该有的固有权利，而固有权利的总和就是社会意义上的“人”，因此他们发现自己正在被非“人”化，為了夺回固有权利，人们就会赶走原有君主，立一个新的君主，同时立一个新的“社会契约”，这就是朝代的兴替。但是歷史上的人受到时代的制约，所以无法制定出一个非常合理的的“社会契约”，往往新的契约仅仅解决了燃眉之急即可，然而多年之后必然会有新的矛盾出现，於是人类总是在战争中艰难的前进着。

在古代的时候，人们发现君主独权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社会可以达到很高的效率，战争也好、大型的水利也好只要君主勤政或是宰相贤明就能做好。虽然独权会侵犯一部分人的固有权利，但是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看是有好处的。

然而到了近代，这种情况被彻底改变。这是因為到了近代，随著社会结构的越来越复杂，任何即使是最贤明的君主或丞相也无法凭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的能力将事事都处理得当。譬如一个村大概只需要一个村长就可以管理好了，但是一个市可能就不能只靠市长一个人管理了，即使市长是很贤明的人，他也很难既懂教育又懂医疗还懂交通还懂灌溉。。。必须把权力分发给许多人去各管一摊事。所以分权就成為了现代管理中的一个最好的理念。分权要求的社会环境是“法制”，用人们定下的法律这种“社会契约”来管理这个社会。需要尊重每个人的固有权利，每个人也能把握住了自己的固有权利，於是就可以在合理的“社会契约”中实现没有君主的由民眾做主的社会形式。这种社会形式可以做到不牺牲社会成员的利益的同时使社会整体快速发展。

这种没有君主的社会是怎麼运作的呢？许多人认為是相互的牵制，实际上应该是分权，即有权之人只是拥有一部分权力，他必须对这一部分权力负责。只要分权得当，权力对於拥有者来说就不会是一种“利益”而仅仅是一个需要付出的“义务”。

当然，公正的说实现以民眾做主的社会形式，并不是无条件可以做到的。需要社会有足够的复杂程度，需要社会生產能力足够强，以至於人们发现以前的几个人决定问题的管理方式效率不行了；也需要社会的民眾有足够的开化程度，知道该如何构建一个崭新的时代。但是，从歷史的角度来看，现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都超过了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在发展之初时的文明的程度，因此这是现代的人类文明完全可以实现的。法制是这一社会形式的基础，必须明确这一点才能最终建立好这一社会形式。

有人说民眾做主的形式也有弊端，比如可能会德国选出了希特勒，它有多数人的暴力等问题，同时它是一个低效的社会形式。其实这些都是对这个社会形式理解不深的缘故。说到德国的问题，前面已经反复提到了“法律”作為一种“社会契约”，推选出来的人权力并不是无限的。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只拿出了部分的固有权利，并且其所付的“义务”必须有对应享受的“权益”方可。德国二战时的疯狂恰恰是因為当时德国人受到旧有观念的影响，不能紧紧抓住自己的权利，才不分黑白的听信希特勒的指示。说到多数人的暴力问题，更是如此，由於“社会契约”出让的只是部分固有的权利，因此不管是任何权力都不是无限大的，比如大家一致决定让某人散尽家财，但是那人可以说：我没有散尽家财的“义务”，因此他是可以拒绝的，凡是不能这样做的都不是真正的以民為主的社会形式。而在真正的民眾做主的社会中，法律一定要保护、尊重和强调每个人的固有权利。至於低效率问题，在前面已经谈到了，在进入近代以来，社会关係越来越复杂，这种社会形式非但不是低效的，而且是最為高效和安全的社会形式。因此这种社会形式近乎是完美的。

前面花了大段谈这种法律形式的“社会契约”，这种社会契约可以减缓群体的固有权利之间的冲突，这裡把它叫做“第一契约”，除了法律，“第一契约”也包括一些“规定”、“习俗”甚至“潜规则”。但是实际上，要让一个社会群体团结向前还需要另一种社会契约，这裡管它叫做“第二契约”。“第二契约”就是所谓的“社会道德”或“社会公德”，“第二契约”主要倡导人们要互敬互爱，要严於律己，宽以待人，可以把这种“第二契约”又称為“德爱”。“德爱”的最重要内容是对他人的宽容和奉献，这样群体内的人才能发自内心的互敬互爱，有一个群体的认同感。“德爱”还有一个内容是要律己和克己，这样就能够更好的宽容他人、奉献他人。

“第一契约”可以避免群体中各人的冲突，“第二契约”则像个黏稠剂一样把群体中的人紧紧的团结起来。前者是需要用强制力量执行的，而后者则只能用倡导的方式推广；前者需要社会中近乎全部成员予以遵循，而后者只需要大部分人遵守就能够达到不错的效果。在两种“社会契约”的不断改新中，人类文明得以大步前进。

繁荣论

為什麼世界上有富足先进也有贫穷落后呢？作為同一种物种的人為什麼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如何使贫穷落后变得富足先进呢？实际上，一个社会要繁荣必须要有一群知道怎样使之繁荣的先进人材，也就是《归亚论》中说的“一等文人”。

通过对人性的研究，心理学家已经发现一个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这就是著名的心理需求的层次理论。这个理论认為一个人最基本的需求是生存的需求，比如说吃饭穿衣；当这个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才会最求更高的需求，即安全感的需要；比这个需求更高的第三级需求的是对爱情、友情和归宿感的追求；更高的第四级需求是对尊重的需要和对高雅的最求，希望自己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或者能得到尊重；最高级的心理需求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希望能帮助他人，要為社会服务等等。

心理学家指出，通常人只有“基本满足”了初级的需求才会追求第二级的需求，第二级需求“基本满足”之后才会继续追求第三级需求，第三级需求“基本满足”之后才会追求第四级需求，第四级需求“基本满足”之后才会去追求“最高级需求”。什麼叫做“基本满足”？比如，给自己的某一级需求评个分，相当满意评為100分，非常不满意评為0分，那麼“基本满足”就是评為60分的程度了。

通常而言，一个人只有不至於饿死和冻死的情况下才会想着是否有安全感，只有生活安定了才会思考是不是要寻找爱情，只有生活富足了才会花钱去听高雅音乐，然后才会想到要帮助别人。大多数人无法超脱於这个铁的规律，服从於这个规律的人可以称為平常人、正常人或者普通人。当然也有少数人确实能超越这个规律，能超越这一规律的人只有两种人：一种叫圣人，或者叫伟人、英雄；另一种叫疯子，或者SB、250。一个自己都吃不饱的人还在想着其他人能不能吃饱，这种精神不伟大吗？而一个每天只能啃馒头的人，却要用省下的钱买用以炫耀的高档皮包，这个人难道不SB麼？

普通人也会不知不觉的用这个规律来衡量一个人到底是不是普通人，然而这个规律无法区分圣人和疯子，因此在平常人眼裡圣人和疯子似乎很像，似乎只有一步之遥。所以许多圣人在当时人看来是疯子，比如孔子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期望让全天下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他周游列国甚至到了断粮的窘境，不论他的主张是否正确，但是他為了天下人的初衷是不可以否定的，因此在这一点上可以把它视為“圣人”，然而他断粮时向途径之地的农户求粮的时候，农户给了他一块土，很明显农户把孔子认為是一个SB了。相反，希特勒希望让自己的所有德国能在没有安全感的管理之中实现繁荣富强的民族，这是一种疯子的想法，然而当时的德国人对他如“圣人”般的崇敬，最终使德国走上不归的路。

一个普通的人是无法超脱於这个规律之上，一个社会更无法超脱於这个规律之上，因為社会就是许多个人的集合。在人群中，我们能偶尔找到个能超脱这一规律之上的人；但是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超脱这个规律之上的“圣人社会”或“疯子社会”。原因很简单，因為超越於这个规律之上的单个的圣人或者疯子本来就少，这些人零星的分部在人群之中，他们异於普通人的价值取向是无法很大的影响社会，使得社会变得和他们一样，因為社会的价值取向还是由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

因此一个社会要想繁荣必须要先使得社会的最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接着才能进而满足更高的需求，直至成為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高尚的社会。那麼社会的最基本需求是什麼呢？比如社会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等，只有在社会成员能充分的享受的医疗、养老、教育之后，才能考虑找到一条健康的进一步提高社会成员生活水平的道路。如果这些基本资源无法满足，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都是无解的。譬如说城市人口问题，城市的人口一旦多了起来就会造成交通拥挤、噪音过大、空气污染、供水问题等等无穷无尽的问题。但是即使人们想出了各种最巧妙的方案，依然是没法解决城市人口问题的，城外的人依然会挤着进城的。其实原因很简单，因為这些人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等基本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因此全社会的人都会向拥有相对较好的医疗、养老和教育条件的城市集中，如果全社会的人争先恐后的要到城市裡去，那麼不论如何绝妙的方案都是无法解决城市人口问题的。

一个良性的社会繁荣肯定是建立在稳固的社会基础之上的，这个稳固的社会基础就是充分满足了社会中每个人的基本需求之后而形成的。提倡高尚的确可以促使社会更加美好，但是这是有个前提的。在前面阐述中说道“高一层的需求”要在“低一层的需求”被评為60分以上才有追求的意义，当“低一层的需求”评為60分之后，人们继而追求“高一层的需求”时又可以促使人们更加积极、更加理性的追求“低一层的需求”，使得“低一层的需求”能更好的得到满足，进而使得“低一层的需求”评分更高直到评分為100，而且“低层的需求”评分越高，越有利於人们追求“更高层的需求”。所以“通过提倡高尚来促进基本需求的满足的做法”只能在基本需求被评為60分之后才能起作用。虽然对於英雄、圣人的奉献精神人们应该承认和鼓励，但是大部分人只有在自己吃饱穿暖之后才会去追求高雅，才会去思考他人的幸福，才会互敬互爱，这是人的本性，无可厚非。

实际上，在社会问题的许多方面，都可以发现这种类似的规律：必须满足某些较低的东西之后才能继续追求更高的东西。比如，在《社会论》中提到的“第一契约”和“第二契约”之间就有这个关係，一个社会必须把法制一类的“第一契约”做好之后才能进而倡导德爱这种“第二契约”。

归亚论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自信心在不断的丧失。原本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华帝国，到了十九世纪居然会败于一个远渡重洋而来的小小英伦岛国的炮舰之下，接着西方列强都来到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中国像餐桌上的大蛋糕似的被列强们肆意瓜分。英伦炮舰来到中国的数年之后，一海之隔的日本也像中国一样遭到了列强的觊觎，然而仅仅几十年后一个强大的日本帝国居然崛起，这个中国人从未正眼视之的蛮夷之邦居然能像西方列强一样把中国打得鼻青脸肿。

中国的有识之士很早就开始思考该如何使中国摆脱落后蒙羞的国运，从林、魏等人的“睁眼看世界”到李、曾等人的“洋务运动”，再到康、梁等人的“戊戌变法”，再到孙、黄等人的“辛亥革命”，但中国始终未曾重归世界第一强国的宝座。这使得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文化自卑”，彷彿中国的文化从来就是劣等的，中国曾经的强大从来就是虚幻的。为此，许多人还找出了各种理由证明这些结论，对创造中华文明的老祖宗们嗤之以鼻，甚至咬牙切齿，认为我们原本的文化必须被清除乾净，才能让出文化空间进而吸收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

其实，历史是一面最好的知时代兴替的镜子。为什么曾经野蛮、落后、蒙昧的欧洲和日本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超过曾经悠久、强盛、开化的中国和印度这些文明古国呢？我们必须从欧洲和日本的近代发展史上找原因。

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这些先进的国家掌握着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什么他们能掌握这些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呢？因為他们都先后经历了近代史上的科技水平发展的大飞跃。经历了这次大飞跃之后，科技水平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可以再创造出新的科技的人材，这些人材会创造出新的更高的科学技术，还能培养出更出色的人材，于是形成良性循环，国力就蒸蒸日上。在清朝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就看到了这个原因，因此开始了“洋务运动”发展我国的实业，希望能出现一个中国的“科技大飞跃”，最终使中国的发展能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但是“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并未像日本“和魂洋材”的“明治维新”一样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反倒是甲午海战的时候，清朝在武器和人数佔优势的情况下，败给了小小的日本。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许多中国人没有看见列强们在经历“科技大飞跃”之前，必将经历一个“思想文化的大飞跃”。在推动时代车轮的瓦特的“蒸汽机”问世之前，是欧洲的“文艺復兴”和法国的“启蒙运动”。欧洲先為世界贡献了达芬奇、米卡朗基罗、莎士比亚、孟德斯鳩等等无数的思想家和文化名人之后，才进而為世界贡献出了蒸汽机、汽车、汽船等先进的科技。同样的，日本的科技腾飞之前，在“明治维新”的时代召唤下出现了吉田松荫、福泽諭吉、夏目漱石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在中国，能拿诺贝尔科学奖的杨、李也是出现在“新文化运动”的胡、陈、鲁之后的。

为什么近代史上科技的繁荣之前总是会有一个思想文化上的繁荣呢？这个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是巧合。思想文化繁荣是科技繁荣的前因！那麼“文化繁荣”是如何导致“科技繁荣”的呢？恐怕写一本专著也未必能完全讲清楚其中的关系，不过这里可以在诸多理由中列出一个最简单理由：所谓“科技的繁荣”就是在一个相对很短的时间里出现大量的科技创新，那么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发生这种“科技繁荣”呢？只能因為在此之前没有经历一个“思想文化的繁荣”，“思想文化的繁荣”使得人们的能突破旧有观念看问题，进而形成新的思维，使得许多事情豁然开朗，最终会极大的增强人们的“科技创新”的胆魄、信心和能力，在这种“思想文化繁荣”中培养的人就能够担负“繁荣科技”的历史重任，最终使国家走向富强。

那么“思想文化的繁荣”是如何出现的呢？考察欧洲的“文艺复兴”，当时的欧洲人无法忍耐沉闷的中世纪后寻求一种“文化的繁荣”。他们是怎么寻求的呢？他们向自己的文化去寻求！他们在重新思考和审视自他们的希腊、罗马老祖宗以来的文化之后，找到了自己的“文化核心”，去除了不合时代的文化内容，最终成功的使文化繁荣起来。再来看看日本，许多人认为日本的崛起是因为都在按《脱亚论》的做法拋弃旧有的文化，全盘西化所以最终使日本繁荣起来。然而实际上，日本人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文化，今天的日本甚至还保留着传统的服饰——“和服”，保留着传统的“成人礼”，保留着传统的建筑和礼仪。他们何曾拋弃了自己的文化？再看看与中国文明最近最相似的韩国，今天的韩国虽然国土很小，但也成了发达国家，他们的许多近现代的文化受到美日两国相当大的影响，然而韩国对其固有的文化从未拋弃，他们还在拜孔子，他们还在穿韩服，谈起韩国的文化来，他们依然如数家珍。

但是，许多中国人却认為应该把中国的文化像野草一样拔掉，然后给先进的西方文化留下空间，这样才能真正引进西方文明达到“思想文化和科技的繁荣”。实际上，持这种想法的人只能算三流水平。很明显，任何一个不论大小的社会进步都需要优秀人材的引导，我们姑且把这种“优秀人材”称为“文人”。我们按照“文人”的水平可以把他们分为五等：“一等文人”明白社会的进步需要从自己的文化中寻求动力，能明白自己的文化中，哪些是不能丢掉的文化的核心或者“文化之魂”，哪些是不合时宜的部分，紧紧抓住自己“文化的核心”，然后勇于打破自己旧有观念，不断向他人学习先进的东西的同时不断的创新；“二等文人”也明白社会进步必须在自己的文化中寻求动力的道理，但是他们找不到自己“文化的核心”，因此可能牵强附会的把自己的文化不分好坏的拿来解释一通，因此虽然他们也尽量向他人学习，但是无法很好的分清最该学他人的哪些东西，哪些东西可以次要一些；“三等文人”一看到自己落后了就认为应该彻底剷除自己的文化，然后把先进的文化全盘复製到自己这裡；“四等文人”会认为完全不要向他人学习，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通过闭门造车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超越他人；“末等文人”看到自己落后之后就只是一味的想方设法辱骂和铲除自己的文化，却同时也嫉恨或鄙视他人文化，所以又不向先进文化学习，只能破坏文化，而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来。

一般的小的社会进步由二、三等文人即可领导，然而要想让思想文化科技在短时间内大繁荣却只有“一等文人”才能够担当起来，领导它的文人们必须明白只有紧紧抓住自己的“文化核心”才能真正的使社会飞跃发展。为什么一定要抓住自己的“文化核心”呢？这些原因的细节恐怕也是用一部专著未必能说尽的。这里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北方有一个果农，他祖祖辈辈以种苹果为生，他经营的苹果园是祖上留下来的，这个苹果园曾经很高产，产出的苹果质量很好，因此他的祖祖辈辈靠此為生过着相对富足的生活，即使这个地方曾经有过饥荒和天灾，许多当地人因此绝户，但是他的祖上因为得当的经营这个苹果园而未曾受到波及。可由於这个果农的父辈经营不得当，因此这个苹果园里的苹果產量和质量都在下滑。到了这个果农继承家业的时候他不得不对这个果园进行大的整理，于是他把自己的五个儿子召集起来和他们商量该如何治理这个果园。他的年幼不懂事的小儿子说：“既然果园产量不行了，我们就放把火把园子烧了吧。”果农的四子说：“那怎么能行？我们家今后靠什么生活啊？我们家阁楼上有祖上留下的书信，裡面一定有让我们子孙如何处理今天我们的困境的办法，我倒阁楼里闭门思索，你们每天给我送饭就行了。”果农的三子笑道：“我们祖上又不是孔明，还会给我们子孙留下什么锦囊妙计么？再说了，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问题是祖上从未遇到的，所以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全家人都点头同意，果农说：“是啊，当下而言，这个果园是我们全家唯一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作为果农我们没有其他办法生活，所以不能废弃它，但是今天果园的问题又是祖辈们没有遇到过的，我们该怎么办呢？”三子接着说“这好办，我听说南方的香蕉最近很在市场上卖得很好，我们把苹果树全部砍了吧，种上香蕉，把苹果园改成香蕉园，我们一定能重振家业的。。。”这时候果农的次子插话说道：“虽然香蕉在现在的市场上很好卖，但是我们生活在北方，香蕉是南方水果，淮南的橘子到了淮北都会变成枳，南方的香蕉在我们这个北方果园裡怎麼能结出好果子来呢？我们这个苹果园只能种苹果之类的北方水果，我听说三百里外有一家老农很会种苹果，我请朋友去他那儿让他写封信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治理苹果园吧。”果农认为次子的话是个好办法，正要同意这么做的时候，果农的长子说话了：“我们的果园背靠大山、周围溪水、土壤肥沃，而且苹果品种独特，这些都是其他果园未必有的，种植苹果需要考虑到施肥、浇水、除虫、驱鸟、修剪等等诸多事情，这些事情都必须恰当，肥施浇水多了少了都会对苹果的产量和质量有显著的影响；除虫驱鸟的药剂用少了，苹果可能被虫鸟吃掉，用多了苹果可能成了不能吃的毒苹果；不恰当的修剪会直接伤及果树。所以，每一个果园有每一个果园的特殊情况，我们不能直接照搬别人的东西！这样吧，明天我们把那个老农请到家裡来讲述他种苹果的成功经验，然后我们到他的果园去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回到我们自己的果园，看看我们的果园和他们的果园有什麼不同，哪些是可以学习的经验，哪些是我们自己需要想法克服的地方。然后，我们圈出一块试验地来，看看这样是不是能改善我们的果园，如果有成效我们就用我们找到的方法全面改造我们的果园。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果园，对它的改造和管理一定要花心思，绝不能投机取巧的草草了事。”果农一家按照长子的方法经营果园，找到了合理的办法治理了果园，重振了家业。

如果我们把需要振兴的自己的文明视为上面故事中的“果园”，那么果农的长子、次子、三子、四子和幼子所提出的方案就分别对应着“一等文人”、“二等文人”、“三等文人”、“四等文人”和“末等文人”的意见。在晚清时，义和团就是“末等文人”的水平；空唱“仁义”的保守派则是“四等文人”水平；期望全盘西化的人则是“三等文人”的水平，“三等文人”的方案就是“看到南方香蕉热销，因此要把自己的北方果园裡的苹果树砍了种香蕉”的方案；洋务派和康、梁等维新派则是“二等文人”的水平，当然康、梁等人是比较高水平的“二等文人”，但是他们通过伪造孔子著作牵强附会解释孔子思想的方法希望能达到繁荣思想文化的目的，但是伪造的牵强附会的东西是不可能长久的，因此他们的长久最终目的不可能达到的。

真正的“一等文人”是“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等人以及后来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林、魏等人成为亚洲第一批惊醒的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对于历来高傲的中国人甚至是东方人来说绝对是一个大胆超前而明智的思想。而孙、黄等人则能在搞清楚了自己和西方的文化之后提出符合中国国情，却不伤及中华文化核心的一整套建国理念。

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了，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当然光绪的空架子，慈禧的保守和袁世凯的背信都可能是重要原因，但是关键的原因还是日本当时推动维新的是一群“一等文人”，而康、梁则走得是“二等文人”的路子。为什么中国出现林、魏等“一等文人”时间比日本早，却被日本后来追上呢？原因是日本的“一等文人”出现的非常多，仅仅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留下名的就数不清：能归类的就有“明治前三杰”、“后三杰”、“九元老”、“长洲五杰”等等；而中国算上不同时期的林、魏、孙、黄、宋等人，“一流文人”也屈指可数。这种文明飞跃之事必须要“一等文人”才能担当的，并且需要足够多的“一等文人”才行！然而看看“戊戌变法”中，行“二等文人”之路的康、梁、谭也不过区区几人，在质上和量上都是完全比不上同期的日本的，所以失败是必然和迟早的。

那么“一等文人”所寻求的“文化核心”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个很深的问题，需要诸多伟大的思想予以詮释。但是这里提出一个例子，正确与否可以讨论。比如，以本文化的思维和语言為工具承载的“公认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核心”。譬如，有一种价值观，孔子把它叫“仁爱”，墨子把它叫“兼爱”，佛教把它叫“慈悲”，西方人把它叫“love”，还有人管它叫“博爱”，虽然人类普遍认识和公认这种价值观，但是对于这种价值观的理解深度、广度、侧重点和解释是随著不同的文化思想环境而不同的；还有作为“文化核心”的“思维方式”，现在的人把它叫做“客观”，很显然，不同文化对“客观”理解的深度、广度、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在思考前人文化的时候，比如我们看待孔子思想的时候不能一开始就认为孔子言论全是不可变更的经典，也不能认为他的话就是奴才言词。在今天，他倡导的三跪九叩般的周礼，我们必须摒弃，但是在这其中蕴含的对他人的尊重和爱护的“文化核心”就应该继承下来；他倡导的教育有奴化的成分，我们应该摒弃，但是他倡导的“学而时习之”的专研精神我们应该继承。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人谱写的，任何一个人在谱写自己的文化之时都是站在自己的时代看问题的。难道我们今天有了什么不顺之时，都可以责怪到几千年前的先人么？实际上，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并没有做什么对不住我们的事情，他们的思想创造了一个极其辉煌的古代中华文明。后人在文化上的挫折理应由后人自己思考和克服，难道需要让自己的老祖宗為我们把今天的每一件事情都安排好麼？古希腊的柏拉图是反对民主的，现在的欧洲人难道把他视為万恶之源了么？如果一个人自己没本事却说：“就是因為我曾祖父当年没有远渡重洋到欧洲去买幅毕加索的画，否则我们家今天就不会这么穷困了，是他造成了我今天的贫穷。”这是真正的不肖子孙！

福泽渝吉的《脱亚论》成为日本前进路上的一盏明灯，这也是造成许多中国人认为“只有全盘西化才能发展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篇在中国人中鼎鼎大名的《脱亚论》，似乎并没有多少中国人真正读过，许多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把自己原来从中国学到的文化全部铲除，所以欧风美雨才能够顺利的使日本先进富强。其实在读了《脱亚论》后就会发现，这篇文章并非号召日本人自毁文化，而是告诉日本人：尽管从前中国很强大，但是十九世纪的中国已经不再值得日本继续学习了，要站在欧美的行列之中向当今的强者欧美学习。这篇文章反而恰恰彰显了日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核心——“向强者学习”，古时候向强大的中国学习，现在向强大的欧美学习，时代在变，日本人这个文化核心始终未变。实际上，在社会向前的车轮之上“文人”就是“司机”，他引导着时代的进步，然而他仅仅只是引导，时代前进的动力来自于时代中的每一个小小的民众，失去了这些民众的支持，时代的车轮根本不能转动。所以“文人”们必须说服民众，让民众支持自己，推动时代的进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文化，它深入到了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一顰一笑之中，即使“文人”本人能超脱自己的文化，但是大部分人是无法超脱的，我们无法让多数中国人成天说英语，无法让多数中国人三餐啃面包，无法让多数中国人过年不回家，因为这些就是文化的体现，大部分人无法超脱于这个文化之上，甚至誓死捍卫自己固有的传统。因此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社会的飞跃绝对不仅仅靠热血一刻就可以成功的，作为“司机”的“文人”一定要花费精力寻找这个时代中的自己的“文化核心”和能使社会进步的“时代精神”，否则我们只能学到别人的表面东西，而最终导致失败。我们已经在自以为是所理解的“脱亚”道路上走得太远了，现在需要“归亚”，重新找回自己的“文化核心”，找到前进的道路。